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变迁研究思索上册

第一，战时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与变动基本上在蒋介石的掌控之中。

蒋介石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战时经济政策的实施与变动大多是蒋介石在推动。1941年1月12日，蒋介石将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叫去，对他说：“你们副院长各部部长，以为我不懂经济，其实我何尝懂军事懂外交。我的军事是苦干成的，今日外交的形势也是我们苦干的结果。如果你们懂经济，拿出办法来，否则就应听我的话，照我的意见做。”^[47]1942年9月28日唐纵记载：“委座近对经济情形颇为重视，对于经济情报尤为注意，另加手谕孔副院长，今后财政经济政策与实施办法：……（四）奖励商人抢购物资。”^[48]1944年1月28日，蒋介石下手令给孔祥熙，对财政部指示：“本年度财政部应特别注意之工作如下：（一）严格实行对缉私机关与其工作人员以及财务人员之监察，研议具体实施有效办法。……”^[49]当然与沦陷区经济绝交松动这样重大的经济政策变动也是他拍板决定的。这说明，战时经济政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亦是政治问题。

第二，战时“汉贼不两立”、与日本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民族主义的政治正确威力无穷，即便是蒋介石，也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压力，早期探索松动经济绝交政策是在秘密中进行的。

在1940年关于与沦陷区采何种政策的争论中，蒋介石在公开场合毫不妥协地表示了支持经济绝交政策的态度，但他和国民政府已在秘密研议利用走私自海外及沦陷区输入物资的可能性。1940年4月4日，蒋介石命令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局长何应钦“制定沿海沿江大小各口岸之防制与政府进出口货物在各口岸有计划有系统之秘密运输办法”，并指示“如能将走私人员工具等组织起来，能为政府整个来利用更好”。接着，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即与财政部、交通部多次密商物资购运的细节。为避免引起非议，国民政府各机关在开会时将利用走私进行抢运的做法称为“特种运输”，并且在研拟过程中严守秘密。这种活动是在蒋介石完全掌握之下所做的决定：“查交通所拟利用走私办理政府秘密运输实施办法，及交通部办理政府秘密运输加强组织方案，前经本院核准施行于廿九年九月八日以机字第九七七号极密训令抄发知照有案。嗣以此项运输事业应绝对机密，所有‘利用走私’及‘走私路线’字样，公文书中宜予避免，该项‘利用走私办理政府秘密运输实施办法’及‘交通部办理政府秘密运输加强组织方案’，嗣后即分别改称为‘特种运输实施办法’及‘交通部办理政府特种运输加强组织’，‘走私路线’则称为‘特种运输路线’，以期缜密。经陈奉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批准照办，并饬嗣后关于此项运输一切公文，倘非必要，均应免叙此项运输之原来作用，等因。奉此，除分令军政、财政、交通三部遵照，并函达军事委员会查照，转行调查统计局及运输统制局遵照外，合行令仰遵照。”^[50]

第三，松动经济绝交的政策、恢复与沦陷区的经济联系，既对减轻大后方物资供应的状况有利，也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影响。

从沦陷区输入物资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大后方的物资供应。据货运管理局报告，截至1943年12月，已向沦陷区购运到棉纱2643件、棉布97956匹，约当大后方一月之产品。其办法系大后方以黄金向沦陷区换物资，再以物资向大后方换回法币。^[51]

但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这主要表现在两点：其一，能从沦陷区输入物资的都是特殊人物，一般正当商人难以分润。戴笠曾从安徽歙县雄村致电唐纵说，“在东南走私经商的不是党政机关就是军队，而纯粹商人走私经商已不容易了”^[52]。运货的利益也为特殊机构或人物获得，据唐纵透露，军统局经费每月亏空千余万元，但戴笠并不以此而着急，他是生财有道。生财的方法有四：一是买卖外汇黑市；二是货运局匀补；三是抢运物资弥补；四是伪钞。^[53]

其二，日伪国民政府之前即已确定了自沦陷区输出无益甚至有害的物品、自大后方诱购有用战略物资的政策，大后方重新接续与沦陷区的经济联系，给它实施其既定政策提供了方便条件。

因此，看待战时的经济政策，应充分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所在，仅仅强调一个方面是危险的，因为可能都是片面的。

【注释】

[1]最早的研究著作为美国学者雷麦于1933年出版的《中国抵货研究——侧重经济效果的分析》（C.F.Remer,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economic effectiveness,Baltimore:JohnHopkinsPress,1933）一书。1966年，日本学者菊池贵晴出版了《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构造——对外抵货运动的研究》（《中国民族運動の基本構造——対外ボイコット運動の研究（増補版）》，東京，汲古書院1974年版）一书，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地研究中国近代抵货运动的专著。

[2]拙著《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曾对此有初步探讨，林美莉对此也有较深入的探讨（《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沦陷区的物资抢购》，载《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军事组织与战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版，第278-280页）。

[3]重庆市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册，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

[5]《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1），第145页。

[6]吴承洛：《资敌问题的探讨》，载《新经济》第1卷第3期，1938年12月16日，第74页。

[7]《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册，第322-323页。

[8]千家驹：《论经济反封锁》，载《理论与现实》创刊号，1939年4月15日，第45-46页。

[9]《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册，第50页。

[10]参见盛穆杰、沈雷春、陈禾章编：《中国战时经济法规汇编》（十一），世界书局1940年版，第33-34页。

[11]《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册，第198-200页。

[12]参见《中国战时经济法规汇编》（十一），第27-30页。

[13]吴大明等主编：《中国贸易年鉴》，1948年版，第28页。

[14]志公：《论对敌经济封锁问题》，载《新新新闻》第2卷第8期，1939年9月11日。

[15]张公权著、杨志信摘译：《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16]《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3），第217页。

[17]［日］浅田乔二等著、袁愈佺译：《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18]《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6页。

[19]曾迪先：《如何粉碎敌人经济攻势》，载《力行月刊》第2卷第2期，1940年，第22页。

[20]邓葆光：《军统系统的东方经济研究所内幕》，载寿充一、寿乐英编：《中央银行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

[21]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59页。

[22]蒋廷黻：《如何加强经济战》，载《新力》第5卷第17期，1940年7月21日，第8页。(www.xing528.com)

[23]姜君辰：《当前的对敌经济战与农村经济》，载《中国农村》第6卷第10期，1940年9月1日，第21页。

[24]《蒋委员长七七勖勉军民五事之四》，载刘燿燊：《中日经济战》，新建设出版社1941年版，目录前页。

[25]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40年5月16日，第566页。

[26]姚方仁：《沦陷区对外贸易之分析与我应有之对策》，载《东南经济》第4期，1941年4月。

[27]罗敦伟：《封锁与反封锁》，载《战时经济》第1卷第5期，1941年5月1日，第6页。

[28]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页。

[29]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264页。

[30]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283页。

[31]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经济部档案，转引自林美莉：《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沦陷区的物资抢购》，载《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军事组织与战争》，第278-279页。

[32]国防最高委员会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编印：《现行有关对敌经济封锁法令汇编》，重庆1941年版，第41-42页。

[33]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重庆1943年版，第27-28页。

[34]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经济部档案，转引自林美莉：《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沦陷区的物资抢购》，载《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军事组织与战争》，第279-280页。

[35]《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册，第152-153、154-155页。

[36]翁文灏：《战时经济建设》，载中央训练团编印：《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讲演录》，重庆1942年版，第18页。

[37]郑友揆著、程麟荪译：《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页。

[38]徐允鳌：《我所知道的战时运输管制机构》，载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交通》，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39]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9，第443-451页。

[40]《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册，第158-159页。

[41]吴大明等主编：《财政年鉴》三编下册，第11篇《物资》，1948年版，第54页。

[42]吴大明等主编：《财政年鉴》三编下册，第11篇《物资》，第54页。

[43]《戴笠电蒋中正货运管理局规程遭行政院搁置请示应如何办理（32.03.14发）》，吴淑凤等编辑：《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经济作战》，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40-43页。立夫，即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部长；养甫，即曾养甫，时任交通部部长；可亭，即徐堪，字可亭，时任粮食部部长。

[44]刘燿燊：《中日经济战》，第94页。

[45]富慰若：《论日本的经济战争》，载《陆军经理杂志》第8卷第3期，1944年9月15日，第69-70页。

[46]常奥定：《经济封锁与反封锁》，第19页。

[47]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1941年1月16日日记，第187页。

[48]《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309页。

[49]《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407页。

[50]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经济部档案，转引自林美莉：《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沦陷区的物资抢购》，载《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军事组织与战争》，第278页。

[51]《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3年12月23日日记，第398页。

[52]《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4年6月29日日记，第439页。

[53]《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上周反省录”，第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