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猪鬃统制政策绩效评述

国民政府对猪鬃采取的统制举措，对战时猪鬃贸易及产业的发展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以前，学术界多是强调其负面作用，认为猪鬃统制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内则剥削生产成本，压迫农工，外则供应不时，丧失信用。”但通过对猪鬃统制法规及其基层执行情况的考察，不难发现，在统制法规中，“扶助商民、充裕国库、易货偿债”的思想始终是统制政策的核心。同时，统制机构在实施猪鬃统制的过程中，也并未完全以“统制”为由，剥夺行业商人参与统制的权利，而是兼顾了他们的利益，带有一定的灵活性。为此，就猪鬃贸易统制而言，笔者形成以下观点：

其一，国民政府通过对猪鬃的外贸统制，收购了大量的出口猪鬃，把猪鬃有效地控制在政府手中，通过易货和外销，较为顺利地履行了外贸合同，维持债信与易货贸易，同时获取了政府所需的外汇。从猪鬃购、销的实际效果上来看，通过统制，确实发挥了猪鬃经济抗战的作用。

其二，猪鬃统制推动了行业的发展与整合，民族猪鬃加工业得到壮大，近代化程度明显提升。从一些现有的档案材料可知，统制下的猪鬃业并未出现行业的萧条，相反，大后方猪鬃行业在政府的“预付货款、熟鬃抵押、外汇补贴”等具体措施推动下，进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从事猪鬃收购、运输、加工、包装、交易等项工作的工人达300余万人”^[24]。

与此同时，基于对利润的追逐，大后方资本渐向猪鬃业集中。据贸易委员会统计，从1937年至1943年，渝市范围内，重组及新设立的规模较大的猪鬃官办、商办工厂及公司15家，聚积的资本达4489万元，占同期重庆市工业资本总额（17857元）的25%。^[25]随着行业的发展，一些规模较大的工厂引入机器对生鬃进行洗制与加工渐成常态，行业近代化程度明显提升。

正是得益于统制给行业带来的壮大，当抗战结束后，以四川畜产公司为代表的大后方猪鬃企业，迅速走上扩张的道路，在欧美工业发达区域，普设推销机构，利用媒体、广告，介绍公司及产品基本概况，与英美等国商会或制刷企业建立直接的供销关系，一定程度上走上了独立外销的道路。

但也应该看到，由于统制带来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

其一，统制制度下，由于销售权的丧失，使得企业缺乏经营的灵活性，难以根据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制定价格和调整生产，只能被动跟随牌价的变化而变化。正如当时社会舆论所言：“战时，复兴贸易公司购买猪鬃的基金共十亿元，四川、湖南所产的三万公担猪鬃价值九十亿元，为民间资本介入留下了大的空间。但是，由于政府对猪鬃事实统制，禁止民间资金自由购销，使得政府每年外销猪鬃数量有限，以致出现了盟国急需猪鬃时，复兴公司无鬃可输，从中国返美的运输机，为增加重量，只好装满昆明的石头、沙子，飞回美国。”^[26]

其二，“牌价”对底层猪鬃生产者的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面对“牌价”，如果说大的猪鬃企业可以转嫁，或者借助社会舆论、依靠行会组织与统制机关博弈减少损失的话，而毫无话语权的底层从业者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1940年猪鬃平均收购牌价是实际生产成本的65%”^[27]。1944年仅为38%。^[28]而与国外市价相比较，复兴公司所核定的平均牌价，仅为其销美售价的1/13。^[29]

其三，在统制政策下，猪鬃质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美国道格公司抱怨：“向中国购买的4吋猪鬃，实际只有百分之八十符合长度标准，百分之二十不及规定长度。”^[30]英国古柏公司对我国各类猪鬃，均有批评：“重庆纯黑猪鬃，应保持战前品质，切忌掺假”。^[31]以上问题究其原因，在于自猪鬃统购统销以来，猪鬃由政府全数收购，并没有销售的困难，因此，各工厂在洗制加工之时，工作草率，造成猪鬃品质低劣。

猪鬃统制，是战时国民政府为争取物资、保护资源而采取的一个符合实际的应变之策。尽管统制政策、法令本身以及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弊端，但从实际效果上来看，该政策的实施不仅达到了“易货偿债、争取外汇”的目的，同时也推动了猪鬃业的现代化转型。所以，对国民政府战时猪鬃管制及其实施，应将政策的基本内容及个别问题和执行中的弊端区分开来，给其以比较客观的论断。

注释：

遗存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猪鬃贸易公司——四川畜产贸易公司档案数量巨大，达317卷，是目前所见单一出口贸易公司遗存文书最多的商家之一。这批档案详细记录了1937—1949年该公司在国内外的经营实态，类型多样，内容丰富，为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贸易统制政策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注释】

[1]武堉干：《中国的国际贸易概论》，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143页。

[2]相关的研究成果：《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贸易、物资管制及国家资本的商业垄断活动》，载《平准学刊》第五辑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冯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贸易管制述评》，载《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郑会欣：《统制经济与国营贸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活动》，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7期；虞宝棠编著：《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

[3]1921年，猪鬃位次为17位；1928年为13位。见郑友揆：《1840—1948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44页。

[4]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

[5]秦孝仪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中），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664-668页。

[6]李宗文：《开展对敌贸易战》，载《贸易月刊》第2卷第9期，1941年4月。

[7]冯和法：《敌人统制华中贸易批判》，载《贸易月刊》第2卷第9期，1941年4月。

[8]《中原的经济漏洞》，载《新蜀报》1941年3月8日。

[9]王大中：《陕豫两省外销特产及其问题》，载《贸易月刊》第6卷第6期，1944年2月。

[10]辛达谟：《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5），载《传记文学》第42卷第3期，1983年3月。(www.xing528.com)

[11]《抗战初期杨杰等和苏联磋商援华事项秘密函电选》，载《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4-45页。

[1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与经济》（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79页。

[13]《复兴贸易公司31年业务报告》，载《民国财政部档案》，全宗：309，目录2，卷号922，第二档案馆藏。

[14]《贸委会致财政部签呈稿件》，载《民国财政部档案》，全宗：309，目录2，卷号285，第二档案馆藏。

[15]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页。

[16]赵恩钜：《论猪鬃价格》，载《贸易月刊》第2卷第6期，1941年1月。

[17]章伯锋编：《抗日战争》（第五卷），载《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3页。

[18]张治硅：《解放前青海经营猪鬃的一些情况》，载《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政协青海省文史资料委会，1987年，第187页。

[19]郭荣生：《孔祥熙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7页。

[20]《桐油茶叶猪鬃专用准运单领用须知》，载《畜产公司档案》，全宗：99，目录1，卷号45，四川省档案馆藏。

[21]《河南商人胡开尘私造准运证案》，载《畜产贸易公司档案》，全宗：99，目录1，卷号279，四川省档案馆藏。

[22]《荣隆商人余德民准运证过期案》，载《畜产贸易公司档案》，全宗：99，目录1，卷号834，四川省档案馆藏。

[23]《复兴贸易公司与畜产公司关于转运证函》，载《畜产贸易公司档案》，全宗：99，目录1，卷号27，四川省档案馆藏。

[24]赵恩锯：《论猪鬃价格》，载《贸易月刊》第2卷第6期，1941年1月。

[25]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26]《谈管制政策的废除》，载《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27]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页。

[28]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

[29]冯玉祥：《以货贸易就是充实抗战的一个好办法》，载《贸易月刊》第2卷6期。

[30]《中美人士生丝猪鬃座谈会》，载《贸易月刊》第7卷第3期，1944年10月。

[31]《英商对我猪鬃产销之批判》，载《贸易月刊》第7卷第5期，194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