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前，四川猪鬃主要由各级商贩直接到产地收购，通过中路、行栈等中介组织汇聚到重庆、南充等市场，经洗房加工为熟鬃后，由出口字号收购，再转运上海、汉口，最后借助两地的外国洋行销往海外。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适应外贸政策的转型，贸易调整委员会成立不久，就开始动用国库划拨的2000万营运资金，从事国营贸易活动。按其预定计划，拟在全国物产荟萃的地点，遍设办事处，购买桐油、茶叶、猪鬃、生丝等大宗外贸商品。其中500万元用于收购川省各地猪鬃，以实现由国家掌控猪鬃资源，达成自行外销创汇的目的。但因时间急促，加之机构改组，上述计划并未能全部实施，截止到1938年4月，贸易调整委员会仅收购价值192万元的各色猪鬃。[17]尽管收购猪鬃数量较少，对猪鬃贸易的性质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此种方式开启了政府贸易机构自主收购、自主外销的先例，奠定了猪鬃统制收购基础。
1939年9月《全国猪鬃统销办法》的颁布，从立法角度确立了猪鬃的收购及外销权由政府指定的统制机构掌控。原直接经营出口的古记青、鼎瑞、祥记、和祥等大公司及其他出口的商行，均失去外销权，它们生产和加工的成品鬃只得售给统制机构。随着国民政府与苏联、英国、美国的信用及易货贷款的达成，贸易委员会被授权负责国外贸易，办理对外易货，对于猪鬃的收购，不能不有统筹全局的措施。为此，贸易统制机关在贸易统制过程中，通过在产地市场设立办事处或收货处，在集中市场投资兴建加工工厂，直接插手基层市场猪鬃的收购与加工。(www.xing528.com)
但是，统制收购并非易事，猪鬃为初级产品，分散于广大的农村，且出口前需要整理、分类及加工，由政府插手基层市场猪鬃的收购，不仅网点设立、人员调配、资金筹措、工厂分布等问题操作起来难度很大，而且还存在剥夺猪鬃商人生计，与民争利的嫌疑。为此，经过一段时间的收购实践后，贸易委员会开始改变猪鬃收购最初的设想，把生鬃收购及加工权让渡给各级商人，转而控制成品猪鬃的收购权，并明令禁止偷运熟鬃出口。
富华贸易公司在生鬃收购上的放权，并不意味着对生鬃收购市场不闻不问。为维护猪鬃初级收购市场稳定，统制机构也采取了一些办法，对收购市场出现的混乱与无序进行必要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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