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后方社会变迁研究

虽然蒋介石早在1935年就已决定四川为对日抗战的大后方、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据地。但1937年全面抗战真正爆发后，首都究竟迁到什么地方，则一直没有决定，也没有此方面的商榷与讨论。直到1937年11月12日蒋介石与林森晤面会商并共同决定迁都重庆之前，都没有国民政府究竟会将首都迁到某一具体地点的记载和说明。那么，重庆为什么能在四川乃至西南众多的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的不二选择呢？这不仅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没有记载，也没有当事人或知情者对此加以阐述和回忆，直到现在，虽有学者对此有所论述，但均不深入和全面，而网上有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原因的分析与讨论，也是五花八门，没有定论。笔者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除了重庆具有四川所包含的“地大、物博、人众以及深处内陆，不致遭敌人直接威胁”等优势外，重庆自身具有的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才使之成为战时中国的首都。

1.地理上的优势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它西连三蜀，北通汉沔，南达滇黔，东接荆襄。在今天中国的版图内，重庆在地理上实际处于中国的“腹心”位置，距祖国的最东端、最西端分别为3186公里、3150公里，距祖国的最南端、最北端分别为2934公里、2925公里。^[27]因此，重庆既是中国西部与中部、东部的结合点，又是联结中国西部地区西南、西北的枢纽。这种“腹心”位置，既有利于沿海地区工厂、学校、机关、人员向重庆的迁移和疏散，也有利于大后方各地兵员、物资等向前方的运送。

在空间上，重庆距上海的直线距离为1450余公里，距南京的直线距离为1200余公里，距武汉的直线距离约756公里。而从四川门户——宜昌到重庆的实际距离，则为560公里。在此约560公里至1450余公里的空间范围内，除了一条长江以及少量的航线相连外，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通的。即使是长江，大型船只也只能航行到宜昌，宜昌以上至重庆段的川江，夏季洪峰时波涛汹涌，冬季枯水时暗礁凸现，被人们称为航运中的“绝地”，航行十分困难和危险。

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庆以东直到湖北宜昌，均为崇山峻岭，其北部、东部及南部分别有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环绕，地势特别险要，易守难攻，且无公路、铁路相接，仅有的长江水道，也是水急、弯多、滩险，在当时的条件下，要从地面攻到重庆，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所以蒋介石在1935年3月2日抵达重庆的当日，就有“不到夔门巫峡，不知川路之险也”的感慨。

数百上千公里的直线距离，使得重庆能与战争、战区以及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从而保障首都的绝对安全。这也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山大学校长邹鲁1937年12月4日抵达重庆时在回答记者“我们为什么要迁都重庆”这一问题时，所回答的“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沿江沿海岸的防御武力，皆不及日本。因此，我们要求一个敌人的海军、陆军和空军都不能来的完善地方，作我们政府的根据地，这是中央政府迁渝主要原因”^[28]的最好诠释了。

事实上，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一次性地决定将首都远迁数千里之外的重庆，应该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一个重大、正确的战略性决策。因为在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之后，无论是1940年5—6月日军发动宜枣会战，西犯攻占四川的门户宜昌，或是1944年4—12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南下攻占了作为重庆屏障的贵州独山、八寨，虽然都对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造成过一定的威胁、危险与震动，但日军地面部队始终未能进入四川，更没有到达重庆。试曾想，如果当时国民政府不决定迁都重庆而接受汪精卫关于“如须迁都，应以武汉或广州为宜”的建议，而武汉、广州在抗战爆发仅一年的时间即告陷落，那么，此时的国民政府，就只有要么屈服，要么再次迁都了，其对国人、对抗战的负面影响，当远远超过国民政府宣布从南京一次性迁都重庆时的种种情形。因此，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1937年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上关于“国民政府迁移是为战略决策，且只可迁移一次”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2.地势上的优势

在自然地理上，重庆坐落在四川盆地东南部、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居于川东南延行的平行岭谷与川中丘陵、川南山地的结合部，地势地形变化极大。不仅在重庆城这一狭小的范围内是“山高路不平，出门就爬坡”“城在山中，山在城中”，而且在邻近重庆近郊的江北、巴县等地，因为地质及地势上的原因，也是关隘林立、群山环抱，仅巴县境内，即有著名的关隘150余处，如城南的南平关、涂山、南山、黄山、文峰山等，城东南的黄桷垭、拳山垭，城东的亮风垭，城北的铁山坪、铜锣峡，城西的佛图关、二郎关、青木关、歌乐山、中梁山、缙云山等等。它们互为表里，互为掎角，步步设隘，层层拱卫，形成了防御重庆绝好的天然屏障。所以清乾隆《巴县志》在描述重庆的军事地位时称，全蜀“四塞之险，甲于天下。渝州虽东川腹壤，而石城削天，字水盘郭。山则九十九峰，飞拴攒锁于缙云、佛图之间。内水则嘉陵、白水会羌、涪、宕渠来自秦，外水则岷、沫衣带会金沙来自滇，赤水来自黔。俱虹盘渝城下，遥牵吴楚、闽越、两粤之舟。昔人以地属必争，置重镇，间为制抚军驻节，良有以也”，以及“惟渝城汇三江，冲五路，鞭长四百三十余里，俯瞰夔门，声息瞬应。而西玉垒，北剑阁，南邛崃、牂牁，左挟右带，控驭便捷。故渝城能守，可俾锦官风雨，坐安和会矣”的记载。^[29]而民间也有“天生的重庆铁打的泸州”之说。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重庆军事形势的险固和军事地位的重要。

不仅如此，重庆还是我国著名的山城，清末名臣张之洞曾这样吟咏重庆：“名城危踞层崖上，鹰瞵鹗视雄三巴。”张安弦也对重庆有“山作城墙岩作柱，水为锁匙峡为关”的描述。重庆之地下，到处都是坚硬的岩石。这在“现代战争乃立体战争，无前后方之分”“无空防即无国防”等理念已普遍为广大精英阶层和高官所认识和接受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有利于建筑防空避难设施的地方，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在此方面，蒋介石虽没有留下什么记载，但与蒋介石过往甚密、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则留下了他自己对此的看法。

1935年5月下旬，罗家伦“为了商量冀察事变的问题”，同时表述自己有关“对日问题”的态度和看法，乘专机自南京经重庆飞成都，向时在四川指挥“剿共”的蒋介石进行陈述和请示。西来之际，对重庆来说，罗家伦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在重庆仅待了一天即飞赴成都，对重庆的认识，也犹如重庆五月的天气一样，不明不朗，更谈不上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三天之后，罗家伦因急于赶回南京主持中央大学的毕业典礼，乘蒋介石的专机经重庆转飞南京，但因当时重庆恰遇大雾，天气不好，不能飞行。罗家伦一行只能滞留重庆，等待天气的好转。在重庆滞留的两天半中，罗家伦对重庆及其附近地区做了考察，从而加深了他对重庆的认识和了解。后来，罗家伦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

“因为气候不好，我们在重庆耽搁了二天半，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在重庆观察地点。因为我从汉口飞重庆的时候，观察过了宜昌以后山地的形势，便感觉到若是中日战事发生，重庆是一个可守的地点。回程到了重庆，我便存了一个心，为中央大学留意一块可以建设校址的地方。我亦了解在中日战争的过程中，空袭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重庆山势起伏，层岩叠嶂，易于防空，觉得这是一个战时设校的理想地点，像沙坪坝、老鹰岩，也是我游踪所到地方。可以说我这二天半在重庆的游览，赋给我对于重庆的形势一种亲切的认识。”^[30]

罗家伦这样的文人，只在重庆待了两天半，就有这样的认识。那么，作为行伍出身，又长时期带兵打仗、时为全国最高军事长官的蒋介石，1935年在重庆待了数月之久，且其足迹又遍布重庆及其附近的浮图关、老鹰岩、江北、南岸和广元坝等地，其对重庆在未来战争中重要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当远在罗家伦之上，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未便或者不能公开表现罢了。但在蒋介石档案中，于1935年3月7日则留下了“甲、军事以利用天时、气候、地利、山河、道路与敌人阵势，以了战事。乙、须争先着，不争小利”的记载。^[31]而且凭着罗家伦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罗家伦的这种认识也一定会传达给蒋介石的。事实上，重庆城区的坚硬岩石以及周边的崇山峻岭，都对战时首都重庆的防卫发挥过巨大作用，坚硬的岩石，有利于建筑防空避难设施。从1937年到1942年，重庆的防空避难设施从54个增加到1603个，其容量也从7208人增加到427673人，短短的6年间分别增加了29.69倍、59.32倍^[32]，为抗战时期重庆在遭受日机长时期、大规模、残酷、野蛮的“无差别”轰炸下，保卫战时首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民政府各院部会正常地行使职能，发挥过重大、积极和特殊的作用。

3.气候上的优势

重庆位于北半球副热带内陆地区，气候温和，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其气候特征犹如民间俗谚所称的那样：“春早气温不稳定，夏长酷热多伏旱，秋凉绵绵阴雨天，冬暖少雪云雾多。”温和的气候，不仅适宜人的居住，也适宜粮食和蔬菜的生长，所谓“四季宜农”是也。主要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红薯、高粱等，经济作物则有油菜、花生、大豆，至于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更是层出不穷，一年四季都不曾断过。

重庆是世界有名的“雾都”，每年秋末至次年春初，大多处于浓雾之中，年平均有雾的日子多达近百天。每逢雾日，满城云缠雾绕，大街小巷缥缈迷离，数百米之外不见人影。著名作家张恨水在《重庆旅感录》一文中写道：凡游历四川者，虽是走马看花，但却有两点不可磨灭的印象，“其一为山，其二为雾”。他在描写重庆的“雾”时，这样写道：

“就愚在川所经历，大抵国历十一月开始入雾瘴时期，至明年三月渐渐明朗。即明朗矣，亦阴雨时作，不能久晴，苟非久惯旅行，贸然入川，健康必难久持。其在雾罩时期，昼无日光，夜无星月，长作深灰色，不辨时刻。晨昏更多湿雾，云气弥漫，甚至数丈外浑然无睹。”^[33]

重庆这种浓雾缠绕的天气，在今天可能算不上是好天气，但在抗战时期，在日本陆军地面部队不能到达、只能靠空军进行远程轰炸时，这种浓雾则形成了对重庆进行天然保护的绝好屏障，以至于在抗战时期日机对重庆所实施的长达5年半的疯狂轰炸中，每年只能在4—9月间进行，而在当年10月至次年4月，则要给重庆人民留下一段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空隙。证之以抗战时期日机对重庆的轰炸，1939年从1月7日始至10月5日止（1月的3次轰炸为试探性轰炸，大规模的轰炸从5月3日开始），1940年的轰炸从4月24日起至10月26日止（日军是年所制定的大规模轰炸重庆的“101号作战计划”，其预定的时限也是从4月到9月），1941年的轰炸从1月22日起至9月28日止（其中1月1次，3月1次，大规模的轰炸也是从5月开始的），虽然其轰炸疯狂、残酷、野蛮、无差别，但几乎每年都要给重庆留下半年喘息的机会，这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一年之中还能得到半年的喘息机会，其珍贵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相信带兵打仗又颇重视防空的蒋介石，在考虑迁都这一重大问题时，对此也是有所考虑的。

4.交通上的优势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城区又恰恰位于长江、嘉陵江的汇合处，交通十分便利，借助长江水运，重庆向东可直达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并通连于世界各地，把长江中下游及沿海各地紧密地联系起来；向西又可通过长江、嘉陵江及其众多的支流，如渠江、涪江、沱江、岷江、乌江等，沟通与四川其他各地以及贵州、云南、陕南、甘南等地的联系。而在四川境内，长江流经四川的长度虽达到2800公里，但长江的中心点和枢纽，则是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重庆不仅可以通过长江直接沟通涪陵、万县、丰都、奉节、巴县、江津、合江、泸州、宜宾等长江沿岸城市，而且以长江为主干，通过其众多的支流，可以与川东、川南和黔北地区、川中特别是富庶的川西平原地区发生联系。特别是长江的重要支流嘉陵江，总长800余公里，流域面积多达16.3万平方公里，而且通过嘉陵江的支流渠江、涪江，还连接了广大的川西北、陕南、甘南地区。在近代铁路、公路、航空等现代交通运输方式出现之前，四川以及整个西南地区的绝大部分物资运输，都是通过纵横交错的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到重庆，再由重庆运往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的货物，也以重庆为集散地，再通过水路纷纷转运到广大的四川及西南、西北各地。故有论者在论述重庆地位之重要时，有“隐握长江上游之牛耳，西南诸省之锁钥”之谓。^[34]

重庆的这种交通优势，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铁路缺乏，公路、航空运输刚刚起步之际，显得特别重要，对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也不无影响。因为迁都重庆，既方便国民党中央依托长江水运将西迁重庆的人员及其眷属、设施设备及档案卷宗以及沿海地区大批工厂、学校等运到重庆，又方便西南各省的兵员、粮食、枪炮弹药等前方急需品通过重庆上游长江、嘉陵江及其众多的支流向重庆集中，然后再通过长江东下，源源不断地补充前线。事实上，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历史过程中，重庆这种水运交通优势的发挥，是十分明显的，所起的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当时内迁重庆的国民政府官员，除极少数是乘飞机到达、极个别从陆路乘车辗转抵达重庆外，90%以上的人，都是通过长江水运，乘船抵达重庆的；内迁的机器、物资与设备，则几乎全部是通过长江水运到达重庆，然后再通过重庆分转各地；在内迁的机器设备中，“其中或有一件即重十余吨至二三十吨者”，这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陆运、空运是根本不可能搬走的，但通过长江水运，却将这数十吨重的庞然大物，完整地运到了重庆。而战时西南各地数百万的壮丁、数不胜数的粮食、各种各样的军需品以及以重庆为中心生产的枪炮及其弹药，也主要是通过长江运往前线战场的。对此，主持当时内迁运输事宜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于1943年写道：

“对日作战以后……那时自己正在南京帮助中央研究总动员计划草案的时候，告诉民生公司的人员：‘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这个期望，公司实践了。四川需要赶运四个师，两个独立旅到前方，公司集中了所有的轮船，替他两个星期由重庆、万县赶运到宜昌。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的工厂撤退，民生公司的轮船即以镇江为接运的起点，协助撤退。接着又从南京起，撤退政府的人员和公物，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从芜湖起，撤退金陵兵工厂，从汉口起，撤退所有兵工厂及钢铁厂。第一期运12000吨，两个月间完成了。第二期运80000吨，分为两段，集中扬子江上游轮船，担任宜昌、重庆间一段，集中扬子江中下游轮船，担任汉口、宜昌间一段。这时除这80000吨以外，还有政府的全部，学校的大部，航空委员会航空器材的全部，民间工厂的大部，通通需要内迁，其总量又远在80000吨以上。大半年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扬子江上游运输能力究嫌太小，汉口陷落后，还有30000以上待运的人员，90000吨以上待运的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为争着抢运的关系，情形尤其紊乱，我恰飞到宜昌，看着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止，都塞满了交涉的人们，所有各公司办理运输的职员，都用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运输了。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复相互责骂。我才商船舶运输司令部召集会议，呼请‘停止交涉’，以便‘办理运输’。因为扬子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于是估计轮船40天的运输能力，请各机关据此分配吨位，各自选运主要器材，配合成套，先行起运，其余交由木船运输，或待40天后，另订计划运输。如来不及，或竞准备抛弃。至于何轮装运何机关器材，由我帮助分配。各机关完全表示同意。于是开始执行，效能提高，不止加倍。40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一位朋友晏阳初君称这个撤退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其紧张或与‘敦刻尔克’无多差异。”^[35]

在这里，卢作孚虽然主要是说明民生公司在抗战爆发后对抗战的贡献，但也说明了当时内迁人员与物资数量之巨大、运输条件之艰苦以及运输之繁忙；同时，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长江”这一连贯东西的交通大动脉对抗战爆发后政府西迁人员与物资的巨大贡献，因为只有有了长江“黄金水道”这个载体，轮船、木船才可以在上面航行，内迁人员与物资才可以在各方的努力下，比较顺利地到达目的地。试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长江这个水上交通大通道，而是靠汽车或飞机，要将这样多的人员和物资运到远离南京数千里的重庆，是根本不可能的。

重庆在交通运输上的优势与便利，应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重要原因。

5.经济上的优势

重庆于1891年开埠，虽比沿海地区的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晚了近半个世纪，但却是西部地区开埠最早的城市。各个资本帝国主义对重庆的种种侵略，在加剧重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同时，也促进了重庆资本主义的萌芽，加之重庆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交通优势，经过40余年的缓慢发展，到抗战爆发前夕，重庆已发展成为整个西部地区城市人口最多且最具规模的近代城市，是四川乃至整个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工业、金融和商贸中心，城区交通、港口码头、供水供电、邮政电讯、文教卫生等近代城市设施，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基础，故有论者称：“四川都市，仅重庆略具市政规模，其他均不足一述。”^[36]所有这些，都为重庆承接战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功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除了重庆本身经济的发展外，重庆还拥有广大的经济范围，其界限不仅包括川西、川南、川北全部以及川东的绝大部分地区，向北包括陕西、甘肃两省与四川接壤的各县区，向南包括贵州、云南两省与四川接壤的县区。如此广阔的经济范围，在当时的西部各城市中，也是无能出其右者。

上述抗战爆发前重庆所拥有的经济发展、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广阔的经济范围等方面的优势，在当时中国西部各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既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提供了坚实的经济物质基础，又为战时国民政府将重庆发展建设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中心以支撑长期、艰苦的抗战预备了有利条件。

6.政治上的优势

近代以来重庆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其所拥有的军事战略地位、便利的交通、发达的商贸、兴盛的金融等，使得其在民国时期一直成为各路军阀争夺的焦点，号称“巴壁虎”的刘湘，就是依托重庆的便利与富庶，打败各路军阀，成就其“四川王”的霸业的。因此，在1935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入川之前，重庆一直为刘湘所控制。当1935年2月新一届四川省政府成立时，刘湘也一改先前省政府设于成都的惯例，将新的四川省政府设在了其控制已久的重庆。

正是因为认识到重庆地位的重要，所以重庆成了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四川和整个西南地区的桥头堡，也是蒋介石1935年西南之行的首站。1935年1月参谋团入川后，国民党中央的各种势力开始渗入重庆并以重庆为据点，向四川及西南各省大肆拓展。为了控制重庆这个军事上的重镇，扫除国民党中央“军令”“政令”执行中的障碍，减轻地方势力的干扰，国民党中央频频给刘湘施加压力，迫使其于1935年7月将成立不到半年的四川省政府由重庆迁往成都，从而离开了他苦心经营、盘踞了10余年的重庆老巢。

在刘湘对重庆的控制逐步削弱之际，国民党中央对重庆的控制则进一步加强。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在重庆正式成立，不仅掌管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诸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人事大权，而且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各省军政，也受其节制指挥，其实质就是国民党中央控制西部各省的代行机构。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借“追剿”中国工农红军之名，调遣中央军薛岳、李抱冰、万耀煌、徐源泉、周浑元、上官云相、郝梦麟、吴奇伟等部，相继进入四川、云南、贵州诸省，并受“重庆行营”的指挥调度。国民党中央军第16军军长李蕴珩、第36军军长周浑元，更率所部相继进驻重庆，使得国民党中央对重庆的控制进一步加强。由此一来，不仅重庆而且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各省的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大权，均牢牢控制在代表国民党中央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手中，“重庆行营”也以其全力，加大对四川乃至西南各省的控制与经营，特别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际国民政府对川康军队的整理以及“川军国家化”的成功，大大减少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各种阻力，从而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奠定了可靠的政治基础。

重庆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唯一选择地的上述原因，如就单个而言，可能当时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具备或者超越重庆，但如果综合考察，则非重庆莫属了。所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的结果，是当时国际、国内情势与重庆自身各种优势相结合的必然，是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国内仁人志士有关对日侵略采取“拖”和“向中国内陆发展”方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中央“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战略方针以及“迁都必须作长远打算而且只能迁一次”政策的实现与实践。

【注释】

[1]丁文江：《关于国防的根本问题》，载杨宗元主编：《学者的责任：中国学者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页。

[2]转引自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www.xing528.com)

[3]台湾“国史馆”编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2册，台湾“国史馆”2004年版，第102、109页。

[4]许显时、范朴斋：《对四川人的迫切希望》（1935年5月21日），载项锦熙主编：《民生公司演讲集》上册，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245页。

[5]曾养甫：《四川同胞今后之责任》，载《中央周刊》第371期，1935年版。

[6]《政府正式迁回南京》，载天津《大公报》1932年11月18日。

[7]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1934年7月13日），载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2《演讲》，1974年版，第329-330页。

[8]［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231页。

[9]蒋介石：《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1937年11月19日），载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演讲》，1974年版。

[10]《川人气质优劣比较表》，载叶育之著：《四川史地表解》，1941年成都出版。

[11]杨文洵等著：《民国地理新志》，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出版。

[12]转引自陈世松、贾大全编：《四川简史》，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13]伍朝枢：《努力建设》（1933年7月1日），载项锦熙主编：《民生公司演讲集》上册，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页。

[14]张嘉铸：《四川的经济之危机》（1933年10月），载项锦熙主编：《民生公司演讲集》上册，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

[15]刘航琛著：《戎幕半生》（18），载台湾《新闻天地》，1967年11月4日出版。

[16]卢蔚乾：《极大的事业，往往由极小数鼓动起来》（1932年10月24日），载项锦熙主编：《民生公司演讲集》上册，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17]张澜：《广西的建设》（1934年10月），载《新世界》第57期，1934年11月1日出版。

[18]刘航琛：《我们干——干甚么？》（1933年12月），载项锦熙主编：《民生公司演讲集》上册，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118页。

[19]胡庶华：《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报告·总论》（1934年10月），1936年出版。

[20]参见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胡庶华论著选编》（1934—1939），2009年内部出版，第28、29、63页。

[21]顾毓珍：《考察四川化学工业之初步报告》，载《四川月报》第5卷第3期，1934年9月出版。

[22]胡庶华：《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报告·总论》（1934年10月），1936年出版。

[23]刘湘：《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报告·序》，载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胡庶华论著选编》（1934—1939），2009年内部出版，第209页。

[24]丁文江：《关于国防的根本问题》，载杨宗元主编：《学者的责任：中国学者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页。

[25]转引自黄渠：《川军剿匪之经过》，载《复兴月刊》第3卷第6、7期合刊《四川专号》，新中国建设学会编，1935年3月1日出版。

[26]《对于考察团之最低希望》，载《四川经济月刊》第1卷第5期，1935年5月出版。

[27]重庆市经济地理编辑委员会编：《重庆经济地理》（修订稿）第一册，1985年5月内部出版，第3页。

[28]原载重庆《国民公报》1937年12月5日。

[29]转引自彭伯通著：《古城重庆》，重庆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30]罗家伦：《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迁校》，载《罗家伦先生文存》第8册，台湾《近代中国》1989年4月出版，第443页。

[31]台湾“国史馆”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0）》（1935年3月至4月），台湾“国史馆”2008年11月印行，第63-64页。

[32]《重庆防空司令部防空史料》（1944年），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0044，目录号：1，卷号：81。

[33]张恨水：《重庆旅感录》，原载《旅行杂志》1939年1月号。

[34]袁著：《重庆都市发展之地理的根据》，载《四川经济月刊》第9卷第5期，1938年5月出版。

[35]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7页。

[36]叶翔之：《四川现实政治调查》，载《汗血月刊》第四卷第四号，193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