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不适合战时首都的原因

虽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最初将其选择陪都、迁建行都的着眼点放到了中国的西北和中原地区，并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专门的人力、财力和机构，经营着行都洛阳、陪都西安的建设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国民政府的此种决策，是根据当时（1932年）国内外的实际情形和政治环境决定的，是国民政府在尚未真正实现“全国统一”的历史大背景下而做出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既然是迫不得已，就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环境下，中国的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并建立起了伪“满洲国”，华北、华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最易遭到来自海上敌人（日本）的攻击且已有战事发生，不能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缘由显而易见并成为国人共识。这正如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1934年发表于《国闻周报》上《关于国防的根本问题》所指出的那样：“人人都知道我们的海军是丝毫没有防御的能力的。几千里的海岸线，没有一个新式的炮台，敌人随时随地都可以登陆。凡是沿海的大都会——全国精华所在的地方——没有一个不是敌人的俎上之肉。”^[1]而广大的西南诸省，自民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处于各个大小军阀的混战与割据之中，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关系也是表里不一，很不稳定。在偌大的中国版图内，能够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而且又与国民党中央政府有着比较稳固关系的，就只剩下中国的中原和西北地区了。而且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又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华文化的发源地，西安与洛阳又同为中国古代著名都城，历史上有多个王朝在此建都。因此，于西安与洛阳分别建立陪都与行都，既有其历史的根据，也考虑了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形，同时秉承了孙中山先生生前“南京一经国际战争，不是一座持久战的国都，所以要在西北的陕西或甘肃，建立个陆都”的思想^[2]，顺应了国人倡导与呼吁的有关中国对外战争爆发后应采取“拖”与“向中国内陆转移”的策略，也是手握实权的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心中长期盘算的“余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军队主力于陇海路，以与暴日决一死战”；“此次无论对日和与战，而西北实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万一首都沦落，即当迁于洛阳，将来平时亦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也”思想的实现。^[3]

但是，将西北地区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又是不理想的，这种“不理想”随着时间的延续，显得越来越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北地区虽然历史悠久、土地广阔、资源丰富，但却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粮食缺乏、经济落后、建设困难，缺乏作为战时首都的经济物质基础。这在当时，既是铁的事实，也为国人普遍所承认。

1935年，时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的许显时以及曾在西北游览、工作过的范朴斋，就以他们自己所见所闻的亲身经历，对比了西南四川与西北甘肃的种种差异，其中，许显时认为：

“我们的东北几省，可以说是没有了，在西南方面，最大的省份只有四川。但看中央将开发西北之意，改来开发西南，也就可见中央之重视四川了。四川土地之肥美，出产之丰富，实为他省所不及。若与甘肃比较，那就相差更远了。例如四川山巅都有青松绿草，甘肃即平地也少青草。甘肃在天气很好的时候，平地也能生出一些青草，这在甘肃的人看见，便非常的欢喜了。因此，兄弟想到：四川气候土地如此的好，人民如此的聪明，是定有办法的。”

范朴斋不仅对比了四川与甘肃在天气上的差异，而且还说明了四川与甘肃在土质上的不同。他说：

“四川虽然说是山地，却与其他各省大不相同。四川山巅有水，甘肃则尽是童山，土质色红，与我们四川的灶心土无异，毫无粘性，疏散如沙。又甘肃以地面说，相差20万方哩，人口仅600余万，较之四川，相差太远。”^[4]

同年9月26日，天津《大公报》刊载记者松年的文章，名曰《四川省之经济地位：财力雄厚惟币制紊乱整理地钞事极感困难》。文章虽然主要是对民国以来四川的混乱、落后以及整理困难等等“人不和”的事提出批评，但也毫不掩饰其对四川“天时、地利”的厚爱。文章写道：

“在农村破产、都市凋敝之今日，一履四川省境，即生别有天地之感，所谓天府之国、锦绣山河，诚当之无愧。记者由华北入川，平日所见者，皆穷山恶水，瘠田薄壤。由夔门而西，则极目所见，山无玩石，树木竞秀，平原高岗，俱有田陇，稻米一穗，有粒百六七十颗，由飞机下瞰，以老鹰岩之高峻，山坡地亩亦相连甚多，浚池储水于山之高处，通行竹管，地势虽高，亦得灌溉之利，人力之勤，土地之美，吾于此叹观止矣。故入川境最初所得之概念，即四川经济地位之重要，在川三月，旅行内地，更证明以四川经济，不但是为促进西南经济建设之原动力，间接足为整个国家之资源。”作者继续写道：“四川古称天府，其成为天府之条件，得于天时地利者独多，故能永久保持其优越性。四川一省，有1216000余方里之面积，及5000余万之人口，出产则具有20余省区之天产，极北之皮毛，极南之荔枝，成都市上，均一聚处也。故川人除棉纱外，不必购求于外省。农田一年四熟，人民勤恳驯顺，虽丁二十余年内乱不息之后，每年犹能负荷9000万元之省预算支出。即此一端，足觇其财力雄厚至如何程度矣。盖其他省区支出过千万者，即称富厚，是四川一省之力，抵五六省而有余也。”

无独有偶，著名经济学家曾养甫在1935年游历四川后，也在国民党中央发行的《中央周刊》上撰文，盛赞四川的伟大与富饶，他说：(www.xing528.com)

在四川，“不问自飞机向下俯视，或自汽车向上仰看，虽高山之顶，多种作物，此种勤劳刻苦之精神，即为我中华国家民族生命之唯一根基。四川物产之丰富，出于意外，即在水果方面，有粤桂之柚橘，冀鲁之枣梨，非若他省植物，宜南者不宜于北，宜寒者不宜于热，此可谓得天独厚。四川土地之肥沃，不论平原高山，均宜种植五谷，且其地方历久不退，可谓得地独厚。四川人民之聪明干练……又富有远大之志向，冒险之精神，穷而有志，自能披荆斩棘，与自然奋斗，养成今日四川勤苦聪明之民族”。^[5]

许显时、范朴斋、松年、曾养甫的讲演与文章，在经济上将西北、华北与四川进行了一个对比，两者虽不说有天壤之别，但的确有很大的区别。这些赞扬四川的文章，通过当时在全国颇具影响的《大公报》《中央周刊》等报刊的传播，必将引起国人对四川新的认识，进而形成一股力量，影响到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

第二，西北地区紧邻华北，而华北又是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且侵略势力强大的地区，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不仅容易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强大武力的威胁，而且还有陇海铁路与西北地区相接，一旦华北失守，西北地区同样容易遭到日军的侵犯，其在国防上并不具备多大优势。

早在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还都南京之际，天津《大公报》就刊文指出，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国民政府迁回洛阳，是“自为认定已不至受暴力胁迫”，但“目前事实，日本问题绝未缓和。盖不独正以重兵攻击海拉尔等处苏炳文之孤军，且其兵侵热河、威胁华北之计划，仍绝未放弃”。^[6]而作为长时期带兵打仗的蒋介石，对日本侵略华北及由此带来的华北、西北地区的不利，也是有其清楚的认识的。这正如蒋介石1934年7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对受训将领所指出的那样：

“日本现在强占了我们东四省，第二步一定就要进占我们河北、绥远、察哈尔，甚至山东、山西这些地方，就是他最近不占领，迟早总是不免的。因为他的国策，是满蒙政策，他们必须占领蒙古之后，才可以进攻西伯利亚的侧面，以制伏俄国。……所以各位将领要时时刻刻注意到：日本随时会来进占我们河北、绥远、察哈尔，甚至山东、山西这些地方。”^[7]

事实上，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在短期内灭亡中国的战略，迅速组织华北会战，希望通过此次会战，以“根本解决华北问题，并图谋调整日华关系”。^[8]侵华日军不仅迅速占领北平、天津两大城市，而且还利用平绥、平汉、津浦路全力推进，于1937年8月占领张家口，9月占领大同、保定，10月占领石家庄、归绥、包头，11月初占领太原。战争开始后短短的4个月时间，日本即占领华北大部，让紧邻华北的西北地区面临唇亡齿寒的危险，西北地区在国防安全上的劣势，也彻底暴露出来。只是国民政府调重兵于山西组织多次会战，中国共产党也以主力于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才阻击了日军过潼关而进入陕西，既直接保证了西北地区的安全，也间接保证了战时首都重庆的安全。

第三，西北地区与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接壤，这对于当时仍坚持反苏反共的国民政府来说，缺乏作为首都的政治基础。

中苏两国于1932年7月开始接触谈判，同年12月12日宣布恢复两国邦交关系，但因苏联否认中国在“外蒙古”的主权，继续保持对新疆的渗透，以及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等，使得中苏两国间的矛盾并未消失，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仍然坚持反苏反共。且作为西北地区后院的新疆，此时仍在国民党中央的权力范围之外，统治新疆的盛世才，更是反复无常，这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无疑也是一块心病，从而使西北地区缺乏作为战时首都的政治环境。加之1935年底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迅速扩大陕北苏区与红军，建立起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新的革命中心，从而使得西北的政治局势与环境更为复杂多样。而中国工农红军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特性，让国民党吃够了苦头，相信也会让国民党中央长记性，这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考虑未来“国都”的选址来说，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加之1936年“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被扣，也使得蒋介石在考虑未来国都时，对西北地区是“心有余悸”的。

上述种种原因，必然会导致国民党中央政府对西北形势的再认识，也必然会影响到国民党中央对未来对外战争爆发后国都迁往何处的再思考、再权衡。用作为国民党中央负主要军事与国防责任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话说，就是：“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