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打败民族共同的敌人，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就要发动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战。而发动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战的关键之一就是要建设新的符合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是全国率先彻底实行民主政治的区域，“在全国起模范与推动作用”[2]。
第一，边区各阶层、各阶级，包括地主、富农、商人、资本家在内都有资格参加选举。边区各级政权是民主选举的产物，根据《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一切赞成抗日的人们不分阶级、党派、性别、民主和信仰，不受财产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民以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方式选举各级医院和政府领导成员。政权的工作人员构成严格执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3]来保证。民主政治的另一体现，还在于把选举和检查政府工作结合起来，选民可以直接对政府工作提出质询、批评和建议。抗日民主政权代表全民族利益，其阶级基础不仅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还包括其他一切赞成并愿意参加抗日的阶级、阶层和集团，充分体现了全民族抗战的精神。和国民党当时一党独裁、垄断政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4]，“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5]，“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6]。“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7]“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8]因为共产党对党外人士感之以诚、动之以理、肝胆相照，所以把各党各派各界各阶级人士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使边区民主政权不断巩固和发展，得到党外人士心悦诚服的拥护。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在就职演说中说，共产党希望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化除成见，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9]
第二，其间各级民主制度与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相比有明显改善。这是按照一般、直接、平等的原则，无记名投票边境地区人民选举出来的，而不是使用旧的苏维埃的举手表决制，所有这些形成抗日民主地区的民主制度不再是单一的组成部分，这些才是往后的趋势所向，逐渐扩大了民主的范围。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统治的交界地区，民主运动和群众团体再次得到发展。民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公共组织的发展，促进了陕甘宁边区民主化的发展。(www.xing528.com)
第三，边区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政治自由。陕甘宁边区制定了许多法律和条例来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如《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的第8条明确规定：“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第6条还特别规定：“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10]由于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边区民众的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民众团体，农民全体加入农会，70%以上的妇女加入了妇女救国会，青年、儿童也都加入了相应的组织。
总之，边区民众政治渗透在各项具体政策之中，为了保障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应有权利，边区实行了一系列民主政策，如既减租减息又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一方面改善工人生活，一方面加强劳动纪律的劳动政策，发展农、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政策，以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政策等。这些政策协调了各抗日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各方面的抗日积极性，充分体现了民主政治的优越性。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战争环境和艰难险恶的条件下，加强民主建设，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和抗战积极性，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模范地区。毛泽东指出：“全中国也应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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