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因“此地无一党员”，所以最初干部是由中央派来和延安各校毕业而来的，多为外省人，在开展工作上多有不便。随着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扩大，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决议：“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89]1938年3月，甘工委决定在斗争中吸收优秀的工农与青年知识分子入党，因为“公开的教育与大量的洗刷是不可能的（秘密也困难）”。[90]各校党组织在学运中建立并发展，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青年和学生中发展了三十多名党员[91]，1938年底在四个中等中学中建立了党支部，共有党员17名。[92]虽然兰州党组织首先是在学运中发展起来的，但中国共产党更注重在工农中发展党员，“现在党员共计63人，只有个别工人同志，其余完全是知识分子或学生，在成分上是很差的”[93]；“两个月来共发展新同志二十六个……其中两个工人，其余的都是知识分子”[94]；“发展的党员中学生知识分子占多数，工农占10%以上”。[95]
为培养能够开展群众运动的干部，甘工委、八办派送进步分子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学习，但由于他们走后的暴露和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回到甘肃工作的仍很少。[96]加之甘肃党组织薄弱，而新提拔的本省干部是在国共合作中成长起来的，虽然“有热情，能吃苦耐劳，工作积极”，但党龄短，对党的主张认识不足，缺乏工作经验。各抗战团体被并入抗敌后援会后，面对日渐加剧的反共活动，部分党员对统一战线产生动摇，“统一战线在全国或将来有可能，而在今日的甘肃没有可能”[97]，不愿意加入公开合法的国民党领导的团体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而惯于过去的同少数进步分子在一起工作的做法，“宗派主义”倾向明显——“另立团体，轰轰烈烈地干一番，摩擦几下，再谈合作”[98]、“先对立着自己来干，做出成绩来，再谈合作”。[99]“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存在于部分党员身上的同时，右倾尾巴主义倾向也有体现，部分党员将“一切群众组织与工作通过抗敌后援会”的方针错误地理解为完全赞同后援会的做法，个别党员以统一战线为借口勾结拉拢国民党上层，以致脱离群众。[100]另外，因为部分党员干部缺乏斗争经验，在防共反共的氛围下，不能很好地区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刘日修、樊大畏等因公开活动太多极易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加之斗争策略比较“左”，如1937年底青抗团改组后，总团几个部负责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身份。[101](https://www.xing528.com)
就学生而言，他们一方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多有“今日青年只有两条路可走，不当汉奸即加入共产党”[102]一类的论调，大量青年学生奔赴陕北求学；但另一方面一味地对国民党持反对态度，不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抗战团的负责人认为抗日救亡是头号正义事业，领导问题不须重视，做事既不请示，更不汇报，甚至有时不理会省党部关于负责人开会的通知。加上抗战团体多数在省党部办公，对于党部工作多有妨碍，如留抗团、青抗团占据省党部将近一半的办公室，联合剧团又不分昼夜地占用省党部大礼堂。且随着抗日救亡宣传的逐步深入，抗战团体势必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行为有所揭发，引起了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的不满。[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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