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耀祖主甘时期，国共合作处于上升阶段，国民党相当程度上放开了对学运的限制，承认学生抗战团体的成立，但省党部部分人仍“不欲其发生革命作用”，“见青年之不可遏抑而企图有以分化之，限制之”[77]，学运的开展受到了一定影响。贺耀祖因“军事准备不积极”[78]而被调任，朱绍良接任后，将“从安定中求进步”“从简单里谋贯彻”“从抗战上寻出路”作为施政方针，强化国民党对西北大后方的统治。刚上任就对省府进行了改组，复兴社势力大增[79]，国民党的防共反共活动在复兴社与CC系的斗争中升级。复兴社在举办中上教员职员训练班而引发的甘肃学院教职员抗议一事中逐渐取代CC系在教育界中的地位，后采取指定、圈定的方法将各抗战团体合并入抗敌后援会来打击CC系势力。复兴社在攻击CC系亲共（“葛武棨电中央说CC不仅接近C.P［指中国共产党——引者注］，且与C.P合作”[80]）的同时进行防共反共活动，散布“国共合作是共产党投降”“八路军游而不击”、中国共产党拥护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别有用心等言论丑化中国共产党政治形象，弱化甚至消除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还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书报审查不允许出现“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字眼。[81]兰州附小教员柴友梅因在课堂上讲“抗日高于一切”的话，被校长斥责“这是共党口号，不能讲，现在抗战并不高于一切”。[82]复兴社势力的大增以及不听调度，招致了CC系和朱绍良的不满。1938年秋，CC系鼓动朱绍良赴武汉面见蒋介石并请求辞去罗贡华、葛武棨的职务，由两位CC系分子补缺。[83]此后，CC系为在同复兴社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优势而变得日益反动。
八路军在战场上发挥的巨大作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活动获得了进步人士的支持与响应，舆论倒向中国共产党一方，诸如“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救中国”“不是八路军在晋北打，西北早没有了”“国民党名为大党，实际共产党为大党”[84]此类的言论引起了国民党的警惕。1938年2月，蒋介石电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严防中国共产党在西北与甘肃的“非法”活动。[85]3月31日，国民党第八战区、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和党部联合成立新闻刊物审查委员会，查禁同仁消费合作社、兰州书报社、生活书店等经销的《新华日报》《抗战》等进步书刊近百种。4月，国民党甘肃当局强迫各抗战团体合并到抗敌后援会，并按职业单位成立抗敌后援分会，同时加紧对学生的控制。6月，省政府以整顿秩序为名，强迫解散了青抗团等抗日团体，《西北青年》《热血》《抗敌》等报刊相继被勒令停刊。7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指令，宣传共产主义的活动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相关规定严加取缔，压制抗日民主运动和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在兰州进一步升级，并强迫大中学校学生加入三青团。[86](www.xing528.com)
国民党防共反共活动日益加剧，就学运而言体现为对学生团体领导权的争夺。国民党对于学生抗战团给予了一定的物质支持，有利于其开展活动，如给联合剧团“捐赠”了一台马达和九桶汽油，拨一辆汽车给抗战团作下乡宣传之用。但同时也严密监督各抗战团的活动，防止其站在中国共产党一方反对政府。省府派秘书李昂为联络员，经常活动于各抗战团之间，朱绍良接任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主任委员后，经常到各抗战团体“视察”，并由第八战区政治部派驻兰部队九十七师政训处处长董仲竾直接“督导”各抗战团体。[87]随着各抗战团体相继被解散，国民党担心救亡团体中进步学生倒向中国共产党，故对他们进行拉拢。朱绍良频繁接见万良才，夸他“不仅是良才，而且是奇才”，并派秘书赠给他学费[88]，还不时找聂青田、罗伟等谈话。为减弱中国共产党对学生的影响，甘肃省国民党在1938年7月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迅速组建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兰州支团，吸引了大批学生加入，并只准学生研究委员长言论集和抗战建国纲领，还利用顽固分子破坏抗战团，如省教育厅以提供赴陕、渝复学的路费——八十元法币为条件，指使抗战团成员杨国柱、王汝绪、安信、庆昌等三十余名学生9月在《西北日报》刊登启事：各学生抗战团内有不纯分子，深恐误入歧途，声明退出，赴陕、渝等地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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