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民运的倡议即是为了扭转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而致的民族危急日益严重的局面，通过动员全民族参与抗战的方式凝聚抗战力量。这不仅要求民众抗日团体的广泛成立，还需要抗日团体深入群众，保证成员的纯洁性。中国共产党的学运工作作为民运的重要一部分，从其发展中可窥见中国共产党关于群众基础的态度。
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压制民运，省抗战后援会为法西斯所把持，“无下层群众”[69]，为使其真正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逐步掌握其领导权，形成“全在我们影响下，会员近有增加，工作进行甚好”[70]的局面，并决定就法西斯和CC的反共言论同其进行公开谈判，以巩固群众基础。在国民党指令各团体并入抗敌后援会时，中国共产党赞成统一领导，并致力于将抗敌后援会变为统一战线的具体组织形式，为此说服现有团体以职业为单位成立抗战团，充实后援会，“以具体的力量，创造新的更大的群众力量”。[71]在各团体并入抗敌后援会后，后援会成了一个空架子，不愿把抗战动员工作深入群众中去，对此，中国共产党不是站在外边做消极的批评与攻击，而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后援会，以把这个武器拿到群众手里。[72](www.xing528.com)
中国共产党对于群众基础的重视不仅体现为努力扩大群众基础，还体现为对抗战团体中成员是否能够发挥作用的考量，重视抗战团体内的民主。青抗团成立后，谢觉哉指示青抗团将“抗战第一”作为主要口号，但同时也强调组织民主，即团内事务应在全体大会或者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后付诸实施[73]，以便成员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团体中来，激发团员抗战热情。抗敌后援会成立后，各抗战团负责人由复兴社指派，他们脱离群众，团体内缺乏民主生活，这种衙门式的救亡组织让群众感到“莫名其妙”，以至于群众对其冷淡失望，积极性和创造性无从发挥。[74]工委相应地对进行民运工作的党员提出了要求，不仅要深入群众，“同群众生活打成一片”，还要发挥模范作用，以艰苦的工作、正确的主张、模范的行动来团结积极分子[75]，“反对行动不慎重，随便暴露自己的关系和个别同志的干法。以致站不住脚，被人排挤出来”。[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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