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但“政府中枢共党无预，不能经过其党员而提出主张于政府会议”[58]，且甘肃省普遍存在防共风气，加上中国共产党在兰州组织薄弱，所以学运工作须在国民党的统治框架内展开，不仅要承认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承认国民党自抗战以来的进步、维护国民党党内团结、帮助国民党的改进、努力推动国民党取得更大的进步，以实现抗日救亡。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承认包含了对国民党防共反共思想的认识，承认国民党的统治意味着学运工作在其统治下公开合法地开展，使得国民党无从进行防共反共活动，因为虽然抗战以来国民党进步了，但不会取消防共限制的政策[59]；承认国民党的进步意味着将防共反共活动视为顽固分子的行为，改变部分学生党员对于国民党的“宗派作风”，从而更好地开展学运。(www.xing528.com)
国民党处于统治地位，且国共处于合作关系中，民众运动自然应处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全民抗战成为时代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希望推动国民党发展民运，“民众发动之枢机则在于党”，而国民党为“全国得政之唯一大党”[60]，应当保持对民运的指导地位，用“充实党部，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方法使得党员在民运中起核心作用。随着自发组织的抗战团体的成立、救亡运动的开展，为更好地开展学运，中国共产党主张各学生团体在不违背根本原则的情况下服从国民党省党部及政府的安排，“组训处省党部派人，可不拒绝，但如妨碍青抗的进步与发展，应向他理论，请他不要这样，但不必和他对立……对政府也是一样”。[61]1938年初，国民党关于各抗战团体合并入抗敌后援会的指示下发后引起了激烈的反对，鉴于国民党此举势在必行，甘工委赞成集中领导，鼓励学生自动成立抗敌后援分会，并接受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新成立的团体最好以抗战团的名义出现并接受后援会领导[62]，并主张抗战团体公开合法地开展救亡运动，争取秘密组织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兰州队部和甘肃青年抗战自卫会的公开合法化。国民党作为全国第一大党，其抗战态度对于抗日救亡的实现具有全局性影响，所以为了坚定国民党的抗战决心、完成抗日救亡大业，中国共产党不仅加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唯有绝对信任政府，信任领袖。在统一的命令、统一的行动、统一的意志之下，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挽救中国的危亡。吾人应该绝对相信，政府所有的一切设施和设备，都是为抗日”[63]，还团结复兴社中的顽固分子，发挥其抗战作用，防止他们成为土匪汉奸[64]，因为国民党的稳定与巩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利益，在此地他们的不团结是整个的损失。[65]且抗战以来国民党确实是进步了，复兴社的活动只是“一时的局部混乱现象”。[66]所以为推动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改变对于复兴社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作风，响应与推动地方政府正在号召的一些工作和运动[67]，协调群众与政府的关系，不站在民众方面反对政府，更不站在政府方面去压制民众，在政府与人民中间做桥梁，密切政府与人民间的联系，以求“站在抗日方面的人愈多愈好，站到敌人方面的人愈少愈好”。[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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