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得到了流亡学生的响应，在甘工委的帮忙筹备下，兰州市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省外留学生抗战团[28]（文中简称“留抗团”）于1937年9月成立。最初有团员五十余人，成分较复杂，领导权为CC系所把持，其中有两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邢华、李瑞徵、原烨、秦崇模、谷苞、马兆男等为常委，原烨、秦崇模兼组训组负责人，谷苞兼宣教组负责人，邢华、马兆男、彭徵之为劝募组负责人。[29]为充分发挥舆论作用、更好地宣传抗日主张，留抗团成立了三个宣传队，徐弗荪、李慕嫦、原烨、张世雄等筹办街头剧团，谷苞、李承荫、萧祖华、宋之瑜、陆瑜安等筹办《热血》周刊（后改为月刊）。《热血》发刊词写道：“我们是热血的青年，我们将用手中的笔和这铅印的文章，磨砺民众之抗战意志，造成青年之抗战情绪，来捍卫疆土，讨伐贼寇。”[30]该刊物鼓舞了学生的抗战热情，不过因为它的背景是CC，得到的响应不太多。[31]留抗团成立后，省党部拉拢未果欲破坏该团体，便利用其中一些“坏分子”发起惩治贪污[32]的请愿活动。这引起了省政府的不满，教育厅厅长指责他们的行为属于反政府性质，并命令他们回校读书，致使部分成员离开兰州。之后，八办向他们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提出应付的办法：向当局说明态度，解释请愿的意思完全出于爱国热情，并无与政府对立的意思；团结内部；加紧救亡工作，并联络各校学生取得援助。后“坏分子”出走，留抗团得到了稳定，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领导权。[33]不过留抗团成员不稳定，实际工作效果有限。
随着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影响的扩大以及国民党对组建抗战团体的开放，罗伟、万良才、刘日修、罗扬实、姚国俊等在谢觉哉的鼓励下开始在兰州中等以上九所学校中发起成立甘肃青年抗战队，并在各学校成立抗战分团，人数最多时达三百余人。抗战队成立之初，国民党以“你们与办事处有关系，你们的主张与共产党主张一样”为由恐吓并欲破坏这一团体，负责人巧妙的回答使国民党只能派人监视。后抗战队搬到省党部办公，在省党部大礼堂公开开讨论会，讨论抗日救亡问题，并创办省党部机关报副刊——《抗战生活》，以此作为舆论阵地。如此，抗战队取代了过去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抗战团。[34]
蔺克义、樊大畏于1937年11月初组织成立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成员有六七十人，绝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他们经常讨论政治问题，看社会科学书，讨论抗日问题以及民族统一战线问题[35]，并出版刊物《西北青年》，刘日修任主编，罗扬实、樊大畏为编辑，实际上是甘工委机关刊物。
1937年11月上旬，罗伟、万良才在谢觉哉和刘日修的帮助下组建“甘肃青年抗战团”（文中简称“青抗团”）。青抗团成立之初只有百余人，领导权为CC所掌握，活动不多。为控制青抗团，国民党以提供办公地点和工作便利条件为由将青抗团设在省党部。11月9日，田炯锦找罗伟、魏晋贤谈话，指示他们“自家要认识目前的一切，严防不良分子加入破坏”，对此，谢觉哉在《大众论坛》刊文对“不良分子”进行了界说[36]，有力地回击了田炯锦的防共意图。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在青抗团中的领导作用，将青抗团“变成一个接近群众的真正抗日群众组织”[37]，兰州学委[38]派蔺克义、罗扬实、樊大畏等加入。12月初，青抗团进行民主选举，他们分别担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总务部长，姚国俊、贺进民、安鼎铭、原振华等成为青抗团的骨干分子。[39]此次改组后，青抗团迎来了鼎盛时期，组织青年阅读进步书籍，演唱流亡歌曲，宣传抗日救亡，募集抗日捐款等活动吸引了大批学生加入。青抗团成立之初，须有两人介绍才可加入，这限制了群众基础的扩大，对此，谢觉哉在1938年1月10日提出书面指示，要求青抗团以“抗战第一”“抗战高于一切”为原则吸纳成员，不必设置太高的标准。[40]由此出发，青抗团利用成员寒假返乡的契机在外县广泛宣传抗日救亡，规模得到了扩大，共有72个分团，成员达3000余人，成为甘肃省最具活力的群众组织。青抗团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他们派李瑞征、郭普、谷苞等人加入，同中国共产党制造对立、争夺领导权。罗伟在总团公开喊：“你们不要跟樊大畏跑，他是共产党！”[41]1938年2月，朱绍良以“内存不良分子，已被共党利用”[42]为由改组省抗敌后援会，借口统一领导以合并和取消各抗日团体。对于青抗团，国民党先是限制总团与分团保持领导关系、扣留总团的指示文件，后来发展到4月下旬派宪兵包围总团、提走牌子、没收印信。其间，罗伟等人在3月强行改组青抗团，主要领导人为CC系。5月，青抗团并入抗敌后援会。国民党因担心骨干分子倒向中国共产党而吸收刘日修、丛德滋、聂青田、万良才、樊大畏等[43]到抗敌后援会工作，以利控制。在抗敌后援会工作期间，刘日修联合聂青田等人，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方针、政策、口号、工作步骤等方面同国民党展开斗争，通过抗敌后援会宣传党的主张。9月，第八战区政治部再次改组省抗敌后援会，全部取消各职业抗战团[44]，青抗团完全被解散。(www.xing528.com)
寒假结束后，各校限制学生出校门，学运工作主要在校内进行，中国共产党倡议各校学生建立学生自治会以开展学运，成立学联加强各校学生间的联系。刘日修入甘肃学院教育系后很快担任了学生自治会的常委干事，如此“比较容易把甘肃省唯一的一所高等学府的学生自治会掌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并经常以甘肃学院学生自治会代表的合法身份参加各学校开展的活动，发表抗日演说，发起组织抗日宣传队、歌咏队，开展慰问抗日将士、支援前线的募捐活动。[45]1938年暑假前，兰州各校进步学生就开学后成立全市学生联合会一事开了两次筹备会，学联成立后在甘院、兰师、女师、兰中等校开展了活动。[46]
青抗团在防共反共的环境中未能成为统一战线下的组织，其他学生团体情况亦不容乐观，不仅规模小，而且难以公开活动。西北青年读书会和新文字研究会均有成员三十余人，甘肃青年抗敌自卫会有成员二十余人，民先队兰州队部有成员43人。在这些团体被解散后，兰州学生团体只有小（指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抗战团，性质与学联相当，但其由顽固分子所把持，实际发挥的作用有限。[47]
防共反共活动的加剧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学运的开展，1939年初，为打破国民党对抗日救亡活动的压制，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西北青年救国同盟会成立，万良才、谷苞、聂青田、邢华、甄载明、顾公秦、马明德为领导委员会委员，其中万良才、谷苞任正、副书记，聂青田、邢华为宣传委员，甄载明、顾公秦为审讯委员。[48]西北青年救国同盟会采取党的活动秘密化、救亡工作公开化的工作方式，以统一战线为原则，避免公开冲突，使得国民党纳入控制与取缔的企图未能得逞。为取得合法地位、掩护工作，经组织批准，聂青田、邢华利用同省三青团筹备处书记寇永吉相识的关系，打入三青团。[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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