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执行片面军事抗战的路线，压制民运，谢觉哉多次向贺耀祖提出发展民运的具体办法，“后来感觉时局紧张，不能容许苟且偷安了，所以他（即贺耀祖）特别着急。对我们提出的本想做，但又感觉障碍太多，人才缺乏”。[19]为训练民运人才，中国共产党提倡党部和教育界要营造一种研究的氛围，“正在做事的人，同时又进行研究，其进步比任何为快”。[20]学校教育应当以国难为中心，而且须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于实际运动中增进学生才识[21]，不仅就现有学校的教材、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学生考核、师生关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调整方案（具体内容为：1.中等以上学校宜有所并和；2.教材以国难为中心，各大书店的教本，除自然科学外，都不可以用；3.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学生成绩、书面考试与实际工作并重，一切呆背书本形式的会考毕业、束缚学生的玩意均应解除；4.教员与学生共同工作，打破隔阂；5.为达到上述目的，教育厅应即出版教育刊物，做国难教育的理论指导，集中先进人才加以训练，以便派往各县作实际指导）[22]，而且出于现有中等学校无法容纳全部新生（七八百名）的考虑，建议扩大训练班规模，将学校无法容纳的学生造就为民运人才。[23]
中国共产党将青年学生视作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希望通过上述方案改变教育界状况，将“维护常规”变为“以国难为中心”，打破学生不得参加政治活动的局面，激发学生的抗日热情，并力图将延安抗大的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纳入其中，“至于教材与训育方法，除国内各先进刊物所发表的外，延安抗大应放在被采取之列。人才方面现还不是缺乏，而是没去甄求，似乎京沪各地已相当登用有色彩之共党矣”[24]，改变“政府中枢共党无预，不能经过其党员而提出主张于政府会议”[25]的局面，发挥学生作为国民党统治下的革命力量的作用以真正实现国共合作下的全民族抗战。但该主张的实际实施情况远未达到预期效果，1937年9月2日谢觉哉与罗贡华谈论民训问题[26]，罗谈到“教育厅长似乎尚认为未到非常时期，无改革教育之意”[27]，由此中国共产党将学生训练为民运人才的构想转向通过学运带动民运。(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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