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兰州教育界在国难当头之时没有转变的迹象，法西斯的把持和封建思想的浓厚氛围使其成为一畸形监狱，“以黄金的时光，费于贻毒青年的方面”。[3]
贺耀祖主甘期间，省教育厅厅长田炯锦是本地人，属于CC系，主张学生要死读书，不能参加政治活动。[4]对于中国共产党“教育应以国难为中心”的提议以“甘肃不是战地，只是战时，教育应维护常态……你们讲的很好，等战争过去再说吧”[5]敷衍。且兰州教育界历来排斥外籍，贺耀祖虽对教育现状多有不满，但因湖南籍无从干预。[6]
近三分之二的兰州大中学校校长、教师为生计而加入了CC系和蓝衣社，处在法西斯控制之下的教师不仅无表达政治意见的渠道，“底下层组织有教育界比较好的分子在我们鼓励下，已开始组织教育界抗敌后援会，但被他们一吓又不敢了”[7]，还因授课方式死板繁复、讲课时不讲一句课外话[8]压抑了学生的救亡热情。
处在教师沉闷以及“维护常规”影响下的学生虽然俭朴、忠实、用功，对抗日救亡运动很积极[9]，但就当时情况而言，直接在本地学生中发动学运仍有很大困难。曾任乡村师范校长的周戒忱对谢觉哉详细谈过学生状况：一是学生吃饭时间不合理，“早晨六点入校，九点回家早餐，下午五点回家晚餐”，两餐相隔八个小时易导致学生多肺病体弱；二是授课方式不合理，教师用文言文解释课本上的白话文，以致“一小时的课，这里要四小时”，且沉重的课业负担限制了学生精力的发挥，被迫读死书死读书。[10](www.xing528.com)
由于局势的日益紧张，1937年8月下旬暑期结束后处于战区的学校多停办或内迁，战区学生无返校可能，兰州聚集了80余名具有抗日热情的流亡学生。随着1937年9月底国民政府教育部各级学校临时借读办法的制定以及《专科以上学校借读办法》的公布，流亡学生借读于兰州学校，如1937年甘肃学院教育系有新生35人，本省籍学生和外省籍学生分别为25人、10人，医学专修科共招新生22人，本省籍和外省籍学生分别为13人、9人。[11]流亡学生进入兰州学校学习使得本地学生有机会接触进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育界的沉闷。
朱绍良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葛武棨任教育厅厅长，他属于复兴社，因非甘肃人，再加上他发表甘肃人又懒又穷、文化水平低等言论受到教育界极力反对。较突出的一次是1938年1月，葛武棨举办中上教员职员训练班，意在拉拢教师发动民众运动，这引起将甘肃教育视为禁脔的CC系的不满，故而将反对意见诉诸国民党中央，但蒋介石支持葛武棨，命令非办不可。葛武棨借此宣布“不参加受训的教员，一律解聘”，这激起甘肃学院院长朱铭心的反对，联合师生骂“兰衫子”长、“兰衫子”短，青抗团（全称为“甘肃青年抗战团”）也借助壁报攻击政府。[12]朱绍良为此事发表两次书面谈话，坚决支持葛武棨，使得该事以甘肃学院教职员生重新登记而告终。[13]随着复兴社势力逐渐超过CC系，复兴社取代CC系而把持甘肃教育界便成为葛武棨教育厅厅长任期内的主要方向。教育厅在分配教师时复兴社只问所分配的人员是否为复兴社成员，而不问其是否有教学能力，只要识字，照着课本念就可以。[14]除力求教师为其成员外，复兴社还增强甚至强制教师对其的认同，如兰州西郊的一名小学教员在西北青年训练班受训期间被迫加入复兴社，受训结束后，他因向别人讲述他被迫加入的经过而失踪。[15]在此情况下，教师的“饭碗主义”倾向愈加明显，兰州教育界较之前愈加沉闷，对改进教育的命令（如国民党军委第六部要求“彻底改善教育制度以应国防之需要”、朱绍良主张“二十七年的教育，绝不能再是二十六年的教育”[16]）迟迟不出台方案。蒋介石于1937年底致电朱绍良：“甘肃省政目前以组织民众彻底改革教育，以各地民众学校为基础，使之成为管教养卫之中心，使民众全为政府所用，不为反动派引诱为第一要政。”[17]为防止学生倾向于中国共产党，1938年寒假结束后省政府加强了对学生的控制，如各学校在实行战时教育的名义下读经，实行军事管理，不准学生出校门；以检查内务为由没收学生的进步书籍；有些学校甚至添上了所谓精神讲话，早晚升降旗时全体肃立，提到领袖要起立立正[18]等内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