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始，兰州成为抗战大后方，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发展民运。但由于初期国共合作的不明朗以及国民党压制民运，以谢觉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多次向国民党上层人士提出发展民运的具体方法，将教育界尤其是青年学生和国民党党部人员作为民运人才的培养对象，但实际情形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兰州教育仍无改进迹象。随着《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以及对甘肃省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的展开，中国共产党得以在兰州宣传抗日主张并获得省外流亡学生的响应，由此拉开中国共产党由“同情者”发展学运的序幕。陕西派来的党员刘日修、蔺克义、樊大畏分别在甘肃学院、兰州师范和兰州中学的活动以及随后成立的省外留学生抗战团、甘肃省青年抗战团、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等救亡团体推动了学运在1937年底以高潮之势发展。
朱绍良第二次主甘后，紧张局势相对缓解以及国民党内部复兴社势力大于CC系，加之中国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力扩大使得国民党一方面不得不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一方面加强防共反共活动，对学生的控制也相应加强，这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运未能以高潮之势发展。为破坏中国共产党对学生团体的领导，国民党不仅强制各抗战团体并入抗敌后援会，还拉拢学生团体负责人以防他们倒向中国共产党。对此，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在国民党的框架内公开合法地开展学运工作，在保证群众基础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动员学生加入学运组织以及大量组织宣传活动以唤起民众抗战决心。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地方党部科关于甘肃省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指示[2]下达尤其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出台后，学运工作趋于消沉，仅有西北青年救国同盟会在秘密活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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