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抗战中的中流砥柱

1931年，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陷于空前的危机当中，战胜日寇、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当时中国人民的最大政治。国共两党捐弃前嫌，结成统一战线，共赴国难，挽救民族大厦于将倾。中国共产党作为在野党，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重任，为抗战做出了千百倍的努力，尽了最大的历史责任，显示出了一个先进政党、成熟政党和自信政党的大无畏风范，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主张。”^[54]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抱定救国的宗旨，抱定一切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开诚布公、坦诚相待，与友党、友军、各民族群众团结共存，始终将自己的理论主张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使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和救国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理论的重要贡献者。“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了解历史、考量国情、权衡敌我优劣、纵观世界局面的复杂情势下，促成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预见性地提出了论持久战和全民抗战的思想，这在当时与国民政府的以空间换时间，只靠政府、军队的片面抗战形成了鲜明对比。尤为重要的是，发端于大革命时期，发展于土地革命时期，成熟于抗战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成功地回答了近代中国的一系列理论和道路问题，解决了近代中国的理论短板和民族自信心不足等命题，使中国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中国声音”和“中国气派”。这些理论为抗战和新中国的建立定下了正确的、胜利的基调和光明的前景，使得中国的革命建立在充分的理论自信基础之上。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时期重要制度的开创者。为了吸引更多的团体群众参与抗日根据地政权，动员最大多数的阶层抗战，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三三制”的政治制度，不论这个制度在实践中运作如何，光就这一民主制度的提出，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胸襟和抗战诚心。诚如毛泽东所言：“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55]历史将中国共产党推上复兴中华民族的大舞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制度建设，依然证明是正确的，军队必须承担抵抗日寇的核心任务，必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抗战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抗日根据地军队的确履行了神圣的诺言，“他们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56]

在加强自身建设上，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党建制度，至今意义犹存。毛泽东撰写《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少奇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文章都将党的制度建设作为中心环节，都将此作为党能否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路径。相较于国民党理论上的混乱，对“三民主义”的修正，党内的派系林立，党内贪腐层出不穷的现状，中国共产党确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先进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时期的精神领袖，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提升到近代以来的最大关节点。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和起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外患日深，民气渐衰，“东亚病夫”“黄祸”成为其代名词。晚清民国时期，一批先进人物如严复、梁启超、胡适等都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改造国民性的中心议题，但不可否认，囿于政治条件的限制，大抵是纸上谈兵。然则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奉行民族至上、人民至上的根本宗旨，彻底将为劳动人民谋福祉作为这个党立身的根本。故中国共产党不仅从理论上唤醒民众，尤着力从实践上启发、示范、带动民众，成为真正的工农阶级的先锋队。由此而民众愿意跟随他，愿意服从他的宗旨，愿意与他一道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奉献力量。蕴含在最底层的民气一旦爆发，将是坚不可摧的力量，中华民族自信心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57]诚哉斯言，中国共产党用其先进理论和实际行动唤醒了中国民众空前的民主意识和民族意识，把中华民族灭亡的危机化为民族复兴的机会，整个民族表现出强劲的团结心和民族凝聚力，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斗争没有一次能与之比拟。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时期中国道路的设计师。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拥有几百万军队，拥有强大的财力，他理应担负起抗日的正面战场，但综合国情和敌我形势，光靠正面战场的力量要战胜日寇胜算难猜，且国民政府内部的片面抗战、曲线救国、投降卖国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游移态度，使得抗战随时有中途夭折的危险。因是之故，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实施游击战争的道路是完全切合斯时的社会实情，实践证明也是正确的。“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58]敌后战场成了名副其实的抗日主战场。

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对中国社会的当下和未来道路有相当明确的规划和布局。发动全民抗战及其最后胜利，只是其解放中国道路的一部分，抗战胜利后怎么办？未来新中国怎样建设？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已经开始思考这个命题。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以及刘少奇的《目前任务和战略问题》《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等文章，都对当时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准确定位，认为中国社会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事实上，在抗战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某些政策已经带有试验田的性质，如“三三制”政策，刘少奇有过这样的解释：“如果在根据地内很好地推行各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权，推行‘三三制’等，具有全国性的政治意义，具有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足以影响与推动全国、特别是战后的民主运动的话，那末我们就要下决心，务必在今后把民主政治、‘三三制’等切实推行，非达到可能的高度不可。”^[59]战时推行的“三三制”为战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借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民主理念依然运用在我国的各种制度建设中。再如战时的军队制度、党的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建设实践，都着眼于长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综合观之，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始终将战胜日寇、寻求国家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人民翻身解放作为行动旨归，与同期的其他政党相比，她在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上，均以非凡的自信和勇气独居鳌头、引领先机。毛泽东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60]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共产党毫无疑义是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中华民族解放的急先锋，是最受中国人民欢迎的政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注释】

[1]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北抗战大后方文献资料整理研究”（16AZD037）和2015年西北师范大学重大培育项目“西北抗战大后方文献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SKZD15003）阶段性成果。

[2]郑惠等：《中国共产党通志》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3]《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2页。

[4]《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5]《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6]《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

[7]《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

[8]《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9]《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10]《论党》，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

[11]《论党》，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12]《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1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2页。

[14]军事科学院《谭政军事文选》编辑组编：《谭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15]《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2-983页。

[16]《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17]《〈共产党人〉发刊词》，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18]《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页。

[19]《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

[20]《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1]《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22]《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23]《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24]《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页。

[25]《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www.xing528.com)

[26]《战争和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2页。

[27]《战争和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4页。

[28]《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页。

[29]《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30]《上海太原失守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页。

[31]《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525页。

[32]《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

[33]《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0页。

[34]《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35]《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9-750页。

[36]《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37]《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38]《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

[39]《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2页。

[40]《两个中国之命运》，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页。

[41]《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作品集》，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331页。

[42]《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43]《计篇》，载尚季芳注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诵读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5页。

[44]《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45]《计篇》，载尚季芳注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诵读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页。

[46]《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47]《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页。

[48]《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8页。

[49]《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4页。

[50]毛泽东：《论新阶段》，载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页。

[51]《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7-1078页。

[52]《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53]《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54]《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页。

[55]《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页。

[56]《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5页。

[57]《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58]《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3页。

[59]《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页。

[60]《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