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社会变迁：抗战时期大后方研究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固有民族文化有着充分的自信，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指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41]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2]

事实上，早期中共领导人对中国历史熟稔于心，运用娴熟得当，毛泽东并不热衷于战争，但他对古代的军事思想了然于胸。井冈山时期对敌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就是《孙子兵法·计篇》中“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43]等观点的实际运用。而对《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观点在《论持久战》中做了充分的阐发。毛泽东在对中日之间力量的大小、强弱、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基本特点进行认真分析后，成功地预见了抗战的长期性和三个发展阶段，为当时处在迷茫中的国人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战信心。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至理名言，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4]，统治者要充分调动民众，与之同甘苦，为其谋利益，他们才是战胜敌寇的真正力量，而《孙子兵法》中也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45]细揣其意，何其相似乃尔！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还表现在对国内外文化的辩证继承上，从而创造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毛泽东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46]这种中国的新文化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47]这种新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因为它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其次它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同时还是大众的、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48]中国共产党所建构的新文化完全适应她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与中国国情相契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将近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提高到一种全新的境界。(www.xing528.com)

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必须继承发展，一律平等相待，这亦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文化的又一内涵。孙中山提倡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国共产党对此完全赞同，并且进一步强化其意蕴，“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49]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50]，明确地肯定了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民族区域自治”，但这已经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国家内部开始进行少数民族自治的探索。这种言说是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意识相一致的，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涵相契合的，为各民族团结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所建设的新文化必须将农民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唤起广大农民，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主人。因为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故“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51]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52]而且文化工作者“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53]将农民的利益放在突出的位置，这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团体的根本要素，正是永远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使中共赢得了厚实的民众资源，这不能不说是中共战胜日寇乃至后来战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