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2017年9月15—17日,由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办,《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历史教学》编辑部、《历史档案》编辑部、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第二届高端论坛暨大后方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甘肃兰州隆重召开。来自国内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提交学术论文97篇。学者们围绕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与文化、民族与边疆,以及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地位等主题展开深刻讨论,取得丰硕成果。
一、抗战大后方的政治
对抗战大后方政治的研究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主要有西北师范大学尚季芳的《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四个自信——兼论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的历史逻辑》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理论建构、自身制度建设、抗战道路设计、抗战文化创新等方面的先进性切入,详细阐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兰州大学刘继华、吴楠楠的《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兰州的学运工作》论述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兰州推动国民党开展学运、民运工作,同时争取将其合法化,以凝聚抗战力量。
此外,重庆档案馆唐润明对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历程进行了综合考量。
二、抗战大后方的经济
抗战大后方的经济研究成为会议关注的热点,论文颇多,主要集中探讨了大后方的经济生产、经济政策、交通运输等。
经济生产。西北师范大学王勇、文娜的《黄土高原、军民生产与“最优合约”——从“井田之谜”切入》认为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实现了外部威胁条件下的生产能力与防御能力的最优均衡,军民合作达到宪制意义上的“最优合约”。酒泉社会科学院孙占鳌的《抗战时期的玉门油矿开发》指出抗战时期玉门油矿开发,取得显著成效,不仅支援抗战,而且对西北地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程得中的《西南抗战大后方的水利开发和建设》从农田水利、饮水、水力发电、河道整治等方面对抗战时期重庆的水利建设做了探讨。
此外,嘉兴学院曾静分析了工合运动在宋美龄的宣传和帮助下兴起与发展的历程。华中师范大学邵彦涛考察了兰州手工毛纺业和机器毛纺业各自兴衰的历史及其在抗战时期交织叠合的发展样态。西北师范大学王一婷梳理了抗战时期甘肃电力工业的发展概况。西北师范大学耿东旭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家庭纺织业进行了探析。
经济政策。南京师范大学齐春风的《抗战时期大后方对日经济绝交政策的实行与调整》指出随着抗战大后方经济形势的恶化,国民政府认识到与日伪及沦陷区经济绝交的政策需要调整,但早期探索松动经济绝交政策的活动是秘密进行,且这种变动带来双重影响。四川文理学院陈岗的《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猪鬃的贸易统制》认为国民政府战时的猪鬃统制政策,发挥了猪鬃经济抗战的作用,但也剥夺了从业者自由贸易的权利。宝鸡文理学院郝银侠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运输制度之研究》指出国民政府设置粮食运输机构和制度以解决粮食运输问题,虽效果并不显著,但运输制度基本完成自身使命。
此外,西南民族大学卢征良从资本属性角度对抗战时期省营企业公司进行探析。西南科技大学叶宁对1940年成都市粮食囤积投机的特点和国民政府的处理方法进行深入分析。陕西师范大学李佳佳的《因运而生:抗战时期西北驿运再研究》探讨西北驿运开展的动因、制度设计及其具体运作机制,考量其存在的困境和为抗战发挥的积极作用。
三、抗战大后方的军事
对抗战大后方军事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大轰炸的具体事实和轰炸记忆方面。《兰州晨报》王文元的《兰州空战》论述了抗战时期日军对兰州的空袭,以及中国军民的英勇反击。长安大学杨博的《日军空袭下的西安旅行及“家国”想象》对日军空袭下的西安行旅生活进行考察,探析这种轰炸带来的心理上的影响与变化。西北师范大学李江龙、胡君英通过口述史料对平凉人民的反轰炸斗争进行探讨。西北师范大学岳丽、王梦洁对抗战时期日军轰炸西北地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
此外,学者对沦陷区的军事也有所探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高晓燕对东北沦陷区731细菌部队和516化学部队进行了探究。
四、抗战大后方的社会
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研究,颇受学者们关注。本次会议主要从思想观念、社会建设、社会问题和社会变迁等方面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思想观念。西南大学张武军、杜蕊蕊的《延安文人婚恋和创作心态探究——大文学视野下的萧军日记考察》以大文学视野剖析了抗战时期萧军在延安独特空间背景下的婚姻家庭生活及其创作心态。
社会问题。甘肃社会科学院谢羽的《积极的慈善救助——抗战时期甘肃的工合运动》概述了抗战时期甘肃工合社在发展小手工业、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慈善活动。重庆大学杜俊华的《论陪都时期重庆城市近代化中的企民矛盾——以北碚富源电力公司为例》通过梳理北碚富源电力公司在建设过程中与部分民众利益的冲突及解决,初步考察了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企民矛盾。
社会建设。西南大学谢长法、陈磊的《抗战时期重庆职业指导所述论》概述了重庆职业指导所积极开展职业介绍、难民就业指导和升学就业指导等工作及其在维系后方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贵州理工学院敖以深的《抗战视域中“田园城市”理论传播与贵阳市政建设》探讨了在“田园城市”理论的影响下,抗战时期贵阳城市从传统封闭向现代开放转型演变的问题。重庆师范大学罗玲的《筚路蓝缕之功:高显鉴乡建运动研究》从兴办各类乡村教育机构、改革四川社会风俗、创办乡建刊物等方面论述了高氏的乡建事业。三峡博物馆黄河对战时重庆城市的街道卫生整治问题进行了关注。重庆档案馆胡懿对抗战时期重庆的消防设施进行了探讨。
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唐凌的《透视桂柳会战期间中国社会的一扇新窗口——〈吴公治日记〉介评》利用吴的日记,从沿途疏散的境况、当时社会的各种关系、个人及家庭的情感生活三方面,展示桂柳会战期间大后方社会转移的悲壮历史画卷。阜阳师范学院梁家贵的《民间组织与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变迁——以秘密社会为中心之探讨》认为抗战时期西北的秘密社会在自身利益诉求、政治参与和价值取向上出现前所未有的分化和组合,从而加剧西北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变迁。陕西师范大学武端利探讨了西安事变对陕西社会经济的影响等问题。(www.xing528.com)
五、抗战大后方的思想与文化
抗战大后方的思想与文化,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随着抗战全面爆发,中国社会经历着剧烈变动,给民众心理造成巨大压力,同时大批文教机构和知识分子被迫西迁,造就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抗战特色。
文化团体。贵州理工学院胡友平的《浅析抗战时期促进浙江大学内迁遵义湄潭的动因》探讨了战时浙江大学内迁湄潭的内因、外因。河南大学侯培和系统考察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的艰辛历程及国人对保存民族精华的责任担当。河北大学何辉的《抗战大后方的文化——雷石榆在西南地区抗战文学创作活动及评介》论述了抗战时期雷石榆在昆明积极从事文艺活动和创作,对西南地区抗战文艺的发展产生广泛影响。乐山师范学院何刚的《明耻教战——抗战时期翦伯赞先生的明史研究》认为抗战时期翦伯赞的明史研究不仅总结明史演进规律,且具有揭露日本侵略、强调团结抗日等明显的现实指向。重庆社会科学院吕昕的《黎东方与大后方通俗讲史的兴起》指出这种通俗讲史活动,不仅普及了历史文化知识,而且增强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兰州大学储竞争指出在抗战背景下,左公柳所具有的历史及象征意义,使其成为抗战宣传的最好素材。
六、抗战大后方的民族与边疆问题
对抗战大后民族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是本会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华各民族共赴国难,体现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民族精神。新疆社会科学院贾秀慧的《抗战视阈下的新疆汉族商帮》认为,在抗战时期新疆各族民众的国家认同意识得到深化,汉族商帮与各族商民团结一致,领导并参与抗日救国活动。四川民族学院周正龙的《抗战大后方民族上层支援抗战研究——以西康省为例》分析了西康省民族上层人士利用富有地域、民族特点的方式积极支援抗战。
七、抗战时期的国际交往
抗战时期的国际交往是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为了争取国际援助并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人民的艰苦斗争以及付出的巨大牺牲,中国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国际交往和扩大国际宣传。
文化科技交流。西南大学周勇、刘婧雨的《美国主流社会眼中的中国大后方抗战电影纪录片〈苦干〉——尝试从影像史学视角的考察》从影像史学的角度,第一次重建《苦干》在美国上映盛况,分析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及抗日战争的新认识推动美国对中日战争的立场转变。三峡博物馆艾智科的《救存、援助与获取:战时中美图书资料交流研究(1940—1945)》指出由于中美双方国际地位的差异,在图书资料交流中发挥的作用不均衡。重庆社会科学院胡攀的《略论抗战时期中外科技交流及其对重庆的影响》论述了抗战时期在重庆的科研机构及科研人员通过多种方式积极进行中外科技交流的概况及其影响。西南大学蒋娜以《中苏文化》杂志为例,认为抗战时期中苏间进行的文化交流对中苏外交产生极大促进作用。
战时外交。厦门大学王明前的《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与军事工作指导评析》考察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与军事工作的指导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其不认真研究中国国情,对中国同志探索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认识不够。华中师范大学冯国林以抗战时期国民党官员日记为中心,对韩国独立运动进行了研究。
八、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地位
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地位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西北大学路中康、陶亮、刘燕花、龚琦探讨了西安抗战遗址的保护现状、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为其开发利用提供了建议。
此外,南京大学李玉的《美国驻华领事馆文献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刍议——以前期抗战为中心》详细介绍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驻华领事馆文献中,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文献资料,认为这些史料不仅会对学术研究产生多方面的助力,而且有利于深刻认识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与时代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杜继东指出,西北抗战大后方不仅为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要充分认识西北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性,地方政府要加大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资助,要把西北师范大学建成西北抗战大后方的资料中心、研究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南开大学江沛指出,抗战时期西北为苏联援华的重要通道,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地,要整合一切优势资源,加快西北抗战研究的进度和加大西北抗战研究的力度,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服务。西南大学周勇表示,我们要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同时要关注西北抗战大后方的研究,西北师范大学要高高举起西北抗战史研究的旗帜,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坚持不懈,不断取得成功。南京大学李玉认为,西南既是抗战的前线,亦是抗战的后方,而西北才是真正的后方中的后方。西北的治乱兴衰关乎着国家的安全,抗战时期正是西北的稳定和疆土安全,才保证了抗战的最终胜利。
九、特点与不足
会议期间,专家们积极进行学术切磋,介绍新成果、新资料、新理论、新方法,对抗战大后方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议题予以探讨,提出一些富有创见性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会议取得丰硕成果。一是引用史料的丰富多样化。档案、报刊、口述史、日记、影像等一手资料,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和国外资料都得到关注,尤其是国外史料的运用有利于促进“中国抗战”的国际化和“国际抗战”的中国化。二是论文选题涵盖面广,且具有足够的研究深度。三是参会学者来源广泛,且吸引众多高素质的青年学者云集,不仅显示抗战大后方研究的魅力,而且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储备了人才。四是学术研究继续创新,力争瞄准学术前沿问题,提出要关注大后方民众的心态研究以及从影像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研究大后方等。五是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综合运用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研究法多维度立体解读史实。
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选题区域不平衡,多集中在西南抗战大后方,对西北抗战大后方关注较少。二是缺乏从域外视角构建知识体系,多是从内部视角来解读。三是选题上虽重视社会史研究,但对社会底层民众关注不够。四是关注现实不够。学术研究与现实的关联度需要加强,研究成果服务现实的意义没有充分体现五是一些学者在研究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不足,尤其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成果的继承和贯通不够。六是对抗战遗址的相关研究不够,需要挖掘其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价值。
学者们一致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要不断加强学术理论修养,重视研究方法的创新,贴近现实加强人文关怀,以及转换视角进行跨学科研究等。尤其需要加强规划和整合力量,深入开展西北抗战大后方研究。相信经过专家学者的辛勤努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将会开拓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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