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史话：南碑瑰宝，二爨之乡

曲靖是爨氏故里、爨文化的发源地，更因保留下了《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两尊驰名中外的大、小爨碑，而被誉为“二爨之乡”。

曲靖作为云南膏腴之地，云南第一大坝子——陆良坝子和云南第四大坝子——曲沾坝子就坐落在曲靖腹地。中国第三大河流、南中国第一大河流——珠江的上游南盘江自东北向西南穿过曲靖腹地，区域内河渠纵横、湖泊水库交错、万顷良田一望无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条件，为历代王朝经略云南的战略首选之地。

公元前109年汉武开滇，置益州郡，在今麒麟设味县、在今陆良设置同劳县，是西汉在云南最早设立的二十四县之一。汉家王朝迁徙中原汉族士卒、豪强及罪人来到曲靖，他们“变服从俗”，与原住民相融共生在，这片古老的红土地上，实现了中央政权最早对西南部的开发。

自此，戍边屯田的历史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这些一朝朝一代代南来的汉族先民当中，就走来了爨氏的族裔。据《爨龙颜碑》记载：爨氏的先祖是少昊帝和颛顼帝的苗裔，祝融氏的后人，班彪、班固是爨氏家族中杰出的代表。汉末“采邑于爨（今山西定襄），因氏族焉”，以封地“爨”作为家族姓氏。后“迁运庸（今湖北）蜀（今四川），流薄南入”，来到云南，在陆良定居下来，与当地世居民族融为一体，成为夷化了的南中大姓。

三国时期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把建宁郡和统辖南中的军事机构庲降都督都迁至味县（今麒麟区），使曲靖成为南中（今云南、贵州西部和四川西南部）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诸葛亮利用夷化的南中大姓和汉化的渠帅统治南中，促成爨氏家族的崛起。从公元339年独揽南中地方政权，到公元748年，爨氏雄长南中达409年。这期间，天下纷乱，朝代如帆，中原王朝无力经营南中，爨氏家族的俊杰们世袭将军、遥领太守、刺史、都督之职，“开门节度，闭门天子”，但在爨氏十数代的统治过程中，从未出现过割据称王或改元称号的现象，始终维护着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团结。

爨氏家族统治南中的400余年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上承古滇文化，下启南诏大理文化。是时，夷汉同乐，人情归望，汉律夷经交融，弦歌蛮乐相和，南王铜鼓堂琅铣，南贾僰马朱提银，显现爨地文明之风，爨文化之盛。陆良是爨氏家族的世居之地，爨氏故里，是当之无愧的爨文化的发祥地。

爨氏家族因“采邑于爨”而姓，由姓氏成为一个广大地区的族称。爨氏家族始显于蜀汉，强盛于东晋，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被南诏所灭，前后历经了500多年，独霸南中400多年，成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西南首屈一指的大姓，以至于魏晋后的史籍将云南土著民族统称为爨蛮，取代了过去一度流行的“夷”之称谓。爨氏被南诏灭亡之后，爨氏家族和西爨白蛮汉族统治集团全部被强行迁往滇西。生活在大理州的北部的一支，演变成了今天的白族；生活在保山的一支，至今仍为汉族。爨氏家族迁走后，滇东地区为东爨乌蛮所据，后来发展成为唐宋时期著名的滇东彝族三十七部，参与并影响了大理国的建立和统治。

一个家族踞地称雄，独揽地方政权，雄霸南中长达数百年，这不仅在云南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爨氏群雄中，世袭将军刺史的爨翫、爨谷、爨琛、爨宝子、爨龙颜、爨宏达、爨归王等，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正史典籍与云南地方史志记载的疏漏与缺失，给这段历史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如今，矗立在曲靖一中的《爨宝子碑》、陆良薛官堡的《爨龙颜碑》，以及广布曲靖的大量汉唐古墓，成为这一时期南中文化的历史见证，一直诉在默默述说着这段不曾远去的往事与曾经的辉煌。

《爨宝子碑》立于东晋“大亨四年”（405），现存于曲靖一中。《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宋大明二年（458），现存于陆良贞元堡小学旁。《爨宝子碑》比《爨龙颜碑》早53年，后人因其碑形大小，将爨宝子碑称为“小爨碑”，而把《爨龙颜碑》称为“大爨碑”。

建安十年（205），曹操以“天下凋蔽”而下令禁立墓碑。咸宁四年（278）晋武帝司马炎下诏：“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甚于此，一禁断之。”至南朝仍行旧制而禁碑甚严，故刻石寥寥，直至北魏后方才解除碑禁。所以在我国书法史上，出现了南（朝）碑少而帖多、北（朝）碑多而帖少的独特现象。大小爨碑，尤其是立于禁碑甚严的南朝刘宋时期的《爨龙颜碑》，便成为这一时期唯一现存的碑刻。康有为先生在《广艺舟双揖》中写道：“二爨出于滇蛮……然其高美，已冠古今。”两爨碑中，小爨碑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书法从隶向楷过渡的嬗变之迹，具有极高的书法研究价值；而大爨碑系统追溯了爨氏的族源及其迁徙路线，爨氏进入南中后从其始祖爨肃到爨龙颜九代世袭的历史，以及当时南中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大小爨碑，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独特文化现象的珍贵实物史料。

在麒麟区越州镇杨旗田出土，被康有为誉为“正书古石第一”的《爨宝子碑》拓片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碑首半圆形，碑身长方形，通高1.83米，宽0.68米，厚0.21米。碑首半圆形，碑额题“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5行15字。碑文13行，每行7—30字，共336字；碑末职官13行，每行4字，共52字，总计403字，均为正书。除最后一字缺损外，其余都清晰可辨。碑的主要内容是叙述爨宝子的生平、家世及其政绩；碑末的职官题名，记载了当时建宁太守的属官名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碑文系用骈文体写成，文辞古朴高雅，音韵铿锵。(www.xing528.com)

《爨宝子碑》立于大亨四年乙巳，实际应该是义熙元年，即公元405年，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碑在清乾隆四十三年已出土，但又湮没。清咸丰二年邓尔恒慧眼识珠，在越州杨旗田重新发现了《爨宝子碑》，并仿惯例，亲自撰写了一段跋语，记述了发现《爨宝子碑》的出土及移置经过，命人找来工匠，将这段跋语刻在石碑的左下角，并将碑安放在曲靖城中的武侯祠内保护、供人瞻仰。

1927年，以龙云、胡若愚、张汝翼、李选廷等镇守使为首的新军阀，联合发动“二·六”政变，取代了唐继尧的旧军阀统治，唐继尧在幽禁中愤懑吐血而死。早就貌合神离的新军阀之间矛盾激化，胡、张发动了倒龙战争。随着形势的变化，曲靖城变成了两军的主战场，武侯祠毁于战火，《爨宝子碑》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阳光曝晒，风雨剥蚀。胡、张所部被困在城中，其部下将碑搬去修筑工事，险遭损坏。幸得城内一位靠拓售此碑帖为生的寒土张士元发现，搬回家中藏在榻下，才得以保存下来。

1937年，为迎接民国“京滇公路周览团”的到来，由民国云南省教育厅拨款在曲靖中学内建“爨碑亭”，并将《爨宝子碑》和《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移置亭内一同保护收藏。清末状元、云南名士袁嘉谷先生亲笔题写“爨碑亭”，并为之撰写楹联：“奉东晋大亨瑰宝增辉三百字；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在爨碑亭东面10米处，兴建了一座圆形六角亭，将《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移置亭内。两碑各置一亭，分开陈列和保管。2015年，曲靖市人民政府斥资修建了气势恢宏的爨文化博物馆，加大保护与宣传力度，使之成为弘扬爨文化，进行文化研究交流的窗口。

矗立在陆良马街镇薛官堡村爨碑亭中的《爨龙颜碑》

《爨宝子碑》早于《爨龙颜碑》53年，为南朝碑体之首。书体在隶、楷之间，是汉字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是研究中国书体演变的重要实物例证，素有“南碑瑰宝”的美誉。国学大师康有为先生对《爨宝子碑》赞不绝口，称其“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当为正书古石第一”，“上为汉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在书法艺术史上和汉文字的演变史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又赞“吾爱古碑莫如《谷朗》《郛休》《爨宝子》……以其由隶变楷足考源流也”；还对它作了形象化的具体比喻“《爨宝子》端朴若古佛之容”^[7]。爨宝子碑字体雄劲古朴，用笔方折，拙中带巧，古气盎然，李根源说该碑“下毛钢健如铁，姿媚如神女”。正是由于它无可比拟的价值、邓尔恒的再次发现和康有为的膜拜有加，让这尊南碑瑰宝和它的出土地越州杨旗田享誉海内外。

《爨龙颜碑》位于云南省陆良县城南14千米薛官堡村。碑为长方形，碑额为半圆形，高3.38米，上宽1.35米，下宽1.46米，厚0.25米。碑额呈半圆形，上部浮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下部正中穿孔，左右刻日月，日中刻俊鸟，月中有蟾蜍，中刻“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那都县侯爨使君之碑”，6行24字。碑阳正书24行，行45字，共904字；碑阴刻职官题名三列，共313字，记录当时边疆地区政治、军事机构及参加政权的人员的情况。因碑的形制较大，又称“大爨碑”。

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刘宋二年、爨龙颜死后两年，比《爨宝子碑》晚53年。碑文为爨道庆所作。碑中追溯了爨氏家族的历史，记述了爨龙颜的事迹，为后人研究爨氏家族及晋南北朝时代的云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早在元人李京的《云南志略》中就有述及，明代正德《云南通志》也有记载，后湮没。

清道光七年（1828），云贵总督阮元在陆良薛官堡重新发现，当即命知州张浩建亭保护，并亲自在碑上题跋“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保护之。总督阮元”^[8]。

《爨龙颜碑》碑文书法字体介于隶楷之间，书法风格独特，被称为“爨体”。碑文古雅，结体茂密，虽为楷书，却饶有隶意，笔力遒劲，意态奇逸，结体多变，是隶书至楷书过渡的典型，自出土以来，备受历代书家推崇。云贵总督阮元之子阮福赞道：“可叹刘末、萧齐八十年间，宇内竞无片石。伟哉此碑，远立边裔，至今岿然……碑文体制古茂，亦得汉人碑文遗法，非唐、宋人所及。知此乃滇中最古之石，极可宝贵。”^[9]康有为称：“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爨龙颜为雄强茂美之宗，灵庙碑阴辅之。”^[10]赞其：“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11]推为“古今楷法第一”，列为中国书法“神品第一”，可谓推崇备至。

大爨碑体制与小爨碑相类，同为隶楷兼工的书体，但又别有一番气象。其书意雄伟强劲，笔力千钧，气势宏阔，意境博大深远，笔致参差，如刀砍斧凿，方笔圆笔兼用，刚猛柔韧相济，实为碑体极致。就方笔而言，比64年后的碑中精品《张猛龙碑》浑厚大方，气度雄浑；就圆笔而言，比53年后的名碑《郑文公碑》凝重沉着，挺拔劲利，已达雄秀刚柔相融互化的神境“盖由分入隶之始，开六朝唐宋无数法门。魏晋以还，此两碑实书家之鼻祖矣。”^[12]1961年，两碑一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对研究云南地方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对研究汉字演变也有极高的价值，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两碑皆于清朝出土于云南，被誉为“南碑瑰宝”；两碑为同一时代的作品，风格相近，因此人们常把两碑合称为“二爨”，因此，曲靖被称为“二爨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