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杞国是南宋、大理国时期，由彝族先民东爨乌蛮弥勒、师宗二部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自杞国1100年建立，至1260年为蒙古所灭，立国共160年，传六代君主，大体与南宋王朝相始终。鼎盛时，其疆域北至曲靖，南达红河，西抵昆明，东到广西红水河，成为一个雄跨三省区的强大部落王国。
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思平在东爨乌蛮三十七部的支持下起兵东方，灭“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段思平即位后，对滇东三十七部给予特别优抚，通过免税、封赐、联姻等措施，将滇东三十七部纳入其统治集团，成为段氏统治滇东地区的代言人。
宋绍圣元年（1094），高昇泰废段正明自立，国号“大中”，改元“上治”。高氏由后台跃上前台，取代了段氏的统治。绍圣四年（1097）“段正淳立，改称后理国，以高泰明为相。”[44]高氏虽还国予段氏，但“一凡赏罚政令皆出其门……时国人称之为‘高国主’”。[45]高氏“一门之盛，半于大理”[46]，成为朝政大权实际控制者。高氏遍封子孙于“八府”“四郡”，不仅让滇东三十七部缴纳沉重的贡赋，还以鄯阐（昆明）为龙头，逐步蚕食三十七部的领地，三十七部的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
滇东三十七部中的师宗部、弥勒部，“唐为东爨乌蛮弥鹿部所居，大和间（827～835）南诏蒙氏并其地，宋时析为师宗、弥勒二部”[47]，是唐时乌蛮七大部落之一卢鹿蛮的后裔。关于师宗部、弥勒部名称的由来，“宋时，爨蛮居岩浪，其后有师宗居匿弄甸，号师宗部”，[48]“昔些莫徒蛮之裔弥勒得郭甸（竹园）、巴甸（弥阳镇）部笼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49]。在反对大理高氏贵族的压迫与扩张中，师宗、弥勒部发展壮大起来，“蒙氏、段氏莫能治”[50]，成为滇东各部的核心力量。就在大理国大小领主争权夺利，国势衰退，社会动荡之际，滇东乌蛮三十七部中的“于矢部”统一了贵州南部地区，建立“罗殿国”；师宗、弥勒二部兼并邻部和大理国东部边境郡、县的一部分土地，建立了独立王国，并以国王“自杞”的名字作为国名，自号“自杞国”。
自杞国为些么蛮建立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些么蛮即“徙莫祗蛮”，“其人皆长大勇悍，善骑射，好战斗”。[51]自杞国建立后，由于部族的团结和国力的强盛，滇北和滇南各部族也纷纷加盟，疆域更加广阔，“至其国王阿己“阿谢柄国，善抚其众，诸蛮比多附之，至有精骑万计”。自杞强盛之时，地域包括今贵州兴义、云南罗平、师宗、泸西、弥勒、丘北等地。[52]
自杞国实行民兵制，即部落之民平时为民，战时为军。“部落之民，桑田之余便习战斗……每出军征役，每蛮皆携粮米一斗五升，各携鱼脯，此外无供军粮者，蛮军忧粮易尽，心切于战。用军之次，前面伤刀剑者许将息，傥背伤刀剑辄后退者，即刃其后”[53]。部落人员“尚战死，恶病亡”[54]，这种严格的奖惩制度和尚武精神，为自杞国拥有一支强悍的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
关于自杞国的记载，大多与“广马”相联系。所谓“广马”是指宋朝廷由广南西路所买之马。自杞国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同中原汉族政权战争最为频繁的历史时期。从960年北宋立国，到1279年南宋灭亡，三百多年间宋王朝先后经历了夏、辽、金和蒙古的南侵。1127年，宋朝廷南迁杭州，失去了北方的战马来源，因此不得不寻找新的战马来源。云南出产战马，产于大理。云南马“尾高，尤善驰骤，日行数百里”[55]。因此，南宋王朝把目光投向了云南。绍兴三年（1133）春，南宋王朝于邕州置司提举买马，博易场地在邕州以西的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县平马镇），“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56]。“邕州置马司后，自是岁得千匹”，“绍兴十一年达二千四百五十匹”。[57]云南的大批战马，支撑了南宋王朝的半壁江山。
自杞本不产马，全靠贩马起家。“大理连西戎，故多马”。[58]大理国想到与南宋市马，但北有罗殿国、自杞国，南有特磨道阻隔，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南宋，垄断了南宋的广马贸易。
自杞国以弥鹿川（师宗、泸西、弥勒一带）为根据地，联合维摩部（丘北）、罗雄部（罗平）、落温部（陆良）、落蒙部（石林），坚决反对后理国对滇东各部族的压迫与剥削。自杞国建立中期，为了有效抗击后理国对三十七部土地的侵吞与蚕食，更为了适应与南宋政府市马所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需求，自杞国把自己的势力范围向西发展到阳宗部（宜良）、罗伽部（澄江）、步雄部（江川）、休制部（玉溪）等滇中地区，并攻破善阐府（昆明城），杀死领主高明清；向东跨过南盘江，发展到贵州兴义、安龙，直抵广西红水河，与南宋地界接壤，从而打通了与南宋直接市马的经济通道。(www.xing528.com)
大理国的马匹等战略物资经过曲靖运往邕州，源源不断供给宋王朝，支撑着大宋王朝与金国、蒙古的战争。这条以大理为点，途经中庆路（今昆明），折向东南，经宜良、天生关、赵夸（今陆良召夸）、师宗、罗平、贵州兴义、郑屯，过南盘江至贵州安龙、广西隆林、巴蕉关、上林、果化、隆安、大滩驿到达南宁府的南行古道，史称“邕州古道”，也称“战马古道”。
“蕃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服属化外诸蛮至羁糜州境上。”[59]自杞国独占横山寨市马数量的四分之三，一百多年间每年都将价值二十余万两白银的数千匹战马通过“邕州古道”输往南宋，丰厚的利润使自杞国人把贩马作为主要的经济支柱。自杞国人对南宋不但送去了战马，还送去了云南奇货。“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携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60]自杞以贩马致富，以战马经济立国，在这短短的百余年中，势力已超出罗殿之上，一跃而起成为西南地区仅次于大理国的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
宋宝祐元年、大理国段兴智天定三年（1253）秋，忽必烈征大理，蒙古军队“革囊渡江”，丽江主麦良不战而降。十二月，大理城被攻破。宋宝祐二年（1254）春，兀良合台攻下善阐，生擒国王段兴智。天定五年（1255），兀良合台挥师滇东，突破自杞国的长城防线，接连攻取乌普笼（石城，今曲靖）、落温（今陆良）、落蒙（今石林）三城，又下赤秃哥山寨（盘县、普安一带）。宋宝祐五年（1257），破阿僰国（建水一带），攻下阿鲁城，荡平滇东，自杞国国王及其部属人员游居于兴义、罗平的南盘江一带继续抗战。直到宋开庆元年（1259），兀良合台渡都泥江（南盘江）进攻南宋广西前线，国王郍句还派人给南宋边关守将送去重要的军事情报。
从1254至1260年的六年时间里，自杞国全民皆兵，进行了6年的抗蒙战争。双方20余万大军在滇东高原逐城逐寨、逐山逐水争夺厮杀，“合剌章（蒙语，乌蛮）战士众多，防守甚力，逐日搏斗，蒙古军不久仅存二万人”[61]，是一贯以长途奔袭、速战速结取胜的蒙古军所未能预料的，也是蒙古军征战以来损兵折将最多的战役。自杞国最终抗战失败，但自杞国消灭了蒙古军十万兵马，耗尽自己的全部军队，为南宋王朝抵抗蒙古赢得了宝贵的战略准备时间。
元朝统一云南后，为了加强统治，元宪宗七年（1257），在自杞国中心建立落蒙万户府。“至元十二年，籍两部为军，立广西路，十八年，复为民。”[62]至元二十七年（1290），改师宗千户为师宗州，改弥勒千户为弥勒州。
自杞国不复存在，战马贸易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至元三十一年（1294），赛典赤派爱鲁开辟乌蒙路，即东驿道，从胜境关出云南，“邕州古道”一度沉寂下来。明清时期，“邕州古道”成了王朝经略云南的重要通道道之一。明代土司余腾龙在安笼所结点上开辟了过普渡河、经扁担关、穿普定、达平坝（今贵州安顺东北）的全长300余里的“罗平路”，清代云贵总督鄂尔泰于这条古道上设置25个驿站，使邕州古道成了官道，滇粤“铜盐互易”的主干线，云南每年所需的一二百万斤粤盐和广西所需要的四五十万斤滇铜，都通过这条官道完成交易与运输。当时，罗平富乐因铅矿的开采，在乾隆间一时成为“五省通衢”之地。
随着时代的变迁，“邕州古道”的称谓也不断变化，邕州古道、战马古道、中庆至邕州道、南行古道、粤西道、百色大道，都曾是它的名字。今天陆良板桥白塔的合峰村古驿道、三岔龙海山的龙凤寺古驿道，都是邕州古道的历史见证。邕州古道，就是一条曾经辉煌的滇粤文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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