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迤东道设立与曲靖府设置

清顺治四年（1647）和顺治十四年（1657），大西农民起义军孙可望部两进曲靖。顺治十五年（1658），孙可望变节投降后，清三路大军会师曲靖，大西农民起义军李定国部兵败，清兵平定云南。清王朝改明代的布政使司为云南省，设巡抚，并设云贵总督在云南、贵州互驻。康熙元年（1662）分置云南总督驻曲靖，贵州总督驻安顺；康熙三年（1664）并为云贵总督，驻贵阳。

康熙三十八年（1699），“东川（会泽）土知府禄氏献土，清王朝设流官知府、经历司、游击、守备各一员。于者海、待补、大水塘、则补、索桥、乌龙设塘六处。由云、贵、川三省抽调马步兵1000名镇守，并共捐银1000两筑城、建衙。禄氏献土有功，拔乐业、小江、娜姑三官庄田，赡养终身”。^[68]康熙三十九年（1700），东川土知府病故，禄氏家族因争夺土府继承权，互相残杀，相互抢劫村寨，滥杀无辜，使人民遭殃，影响了边疆的稳定。

雍正四年（1726），清政府将隶属于四川管辖342年的东川府划归云南管辖，并清理丈量土地，按则定赋，实现了东川府田赋的正规化。同时，根据鄂尔泰的请求，在东川府的巧家营置会泽县。东川六营土目反抗改土归流政策，控制者海、待补等六塘。

同年，云贵总督鄂尔泰逮捕沾益土知州安于藩，迁置于江南，另行委派流官管理沾益。雍正五年（1727），裁撤沾益土知州，改设宣威州与沾益州分隶。原土司安于藩所属各营火地自高坡顶以南归沾益，以北属宣威。雍正六年（1728），将会泽县治所由巧家迁东川，实行府、县同城。

雍正八年（1730），鲁甸土官禄氏发动叛乱，会泽土府响应，继之而起，近城十三村，六营长及九伙目皆反，事变波及会泽、乌蒙、镇雄，这年的干支是庚戌，故称为“庚戌之变”。云贵总督派兵进驻东川，尽革东川六营土目，参与反叛的土目一网打尽，其妻室子女，解往京城发落，田产变卖归公。常为土目从事文书的矿工及其主要头目49人，被解往省城，于雍正九年（1731）四月二十一日在南校场处决。土府势力被彻底打垮，曲靖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开始实行。

雍正八年（1730），清王朝置迤东道，治所在曲靖府，领云南、武定、普洱、曲靖、昭通、澄江、广南、东川、开化、广西、临安、元江、镇沅等13府。乾隆、光绪年间，对迤东道所辖的府（州）有较大的调整。至清末，迤东道辖曲靖、东川、澄江、昭通、镇雄、广西6府（州）。道是省以下，府、直隶州、直隶厅以上的一个行政单位。自雍正年间设迤东道，迤东就成为曲靖的代称。民国初期裁撤道级行政区划，但迤东的称呼却沿袭下来。民国时期的曲靖人喜欢用迤东代称曲靖，如迤东大地、迤东父老、迤东之子等。(www.xing528.com)

清朝政府为巩固对云南的统治，保卫边疆，维护统一，派驻绿营兵驻守，实行绿营兵制。绿营兵分别隶属于总督、巡抚、提督及各镇总兵，被称为督标、抚标、提标、镇标，各标又辖若干协、营。在明代交通沿线哨戍的基础上，督抚提三标以外的绿营兵各协营，将其驻守的地区划分为彼此相连的若干区域，每一区域委派千总、把总、外委等官率兵驻守。由千把总率兵驻守之地称为汛地，驻城内；在山区和交通要道驻守之地称为塘，由绿营兵安家驻扎，同时设哨、卡维持道路畅通。和明代不同的是，清政府扩大和加强了在山区和边远之地的移民屯垦，至雍正、乾隆时期，曲靖的屯田达136万亩，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3.8倍，占当时云南全省的17%，实现了从城镇到乡村，从平坝到山区的广泛而深入的统治。新的汉族移民源源不断地进入曲靖，把那些原来属于土司夷酋的模糊领地，逐渐变成由国家管理的清晰行政建制、稳定的社会区域。

移民屯田垦殖，发展了农业，繁荣了工商业，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会泽在清前期一时铜商四方辐辏，商贾云集。东川府（会泽）的铜矿开采业成为当时全国之最。曲靖府总计有书院18处以上，义学50余处，培养了不少进士、举人，儒家文化在曲靖广为传播。

清乾隆三十年（1765），曲靖军民府改为曲靖府，府治在南门街原兵道署。曲靖府领南宁、平彝2县和沾益、马龙、罗平、寻甸、陆凉、宣威6州，除师宗县隶属广西直隶州，会泽县隶属东川府外，基本形成曲靖市今天的行政区域。

清代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及汛塘制度的实施，是曲靖移民戍屯和农耕开发的集大成者，也是曲靖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共同发展的新起点，形成了曲靖从坝子到山区的垦殖局面，促进了曲靖今天汉族、彝族、回族、苗族、壮族、水族、布依族等世居民族格局的形成，实现了曲靖文化的重大转型，形成了以汉儒文化为主导、独具特色的曲靖本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