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历史：劳浸、靡莫是最早的名字

从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曲靖早在距今4万～10万年前，南盘江流域就有人类的活动。新石器时代，南盘江、北盘江流域都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他们逐水而居、择穴而栖，在盘江流域沿岸的高山峡谷间、丘陵地带和湖积平原上，从事原始定居的农耕生活。但是，那个时候的曲靖叫什么名字，历史文献上没有记载，我们也不知道。

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了关于云南、关于曲靖最早的文字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又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3]

文中的“劳浸、靡莫”，指的就是今天的曲靖，是曲靖已知最早的名字，位置在夜郎以西，滇之东；与滇同为“靡莫之属”，为同一族群；而且与滇人“同姓相扶”，结成部落联盟；和夜郎、滇同处“西南夷”。

“西南”是一个地理概念，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来对王朝或国家偏西南位置地区的统称，是天子居中的空间意识，“一点四方”的抽象方位。“夷”是一个文化概念，是以华夏为本，用族源和文化来区分“华夷之别”的二元观念，是华夏文化优越感的体现。类似的划分，在“夏”之外，为“蛮”“夷”“戎”“狄”，是“五服”结构中的“荒服”（蛮荒之地）。从中原王朝的视野来看，云南自古僻远，属徼外蛮荒之地，故称“西南夷”。

那么，曲靖为什么会被称作“劳浸、靡莫”？或者说“劳浸、靡莫”这个地名究竟是怎么来的？还有那个时候“靡莫之属”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呢？

关于“劳浸、靡莫”的由来，经马继孔、陆复初两先生考证，劳、靡为上古时期的两大氏族，春秋之际均为楚民族所融合。当楚将庄蹻率兵入滇之时，劳浸、靡莫二族劲旅作为庄蹻军队的精锐部队随军出征。入滇以后，劳浸所部驻扎在今天的陆良，靡莫所部驻扎在今天的寻甸、嵩明，他们互为犄角，控制着南北盘江流域的滇东北地区，后成为滇王隶下的两个部。元封二年（前109），西汉在原滇境设立益州，下设二十四县，在劳浸之地所在地设置同劳县，在靡莫之地设置牧靡县。“所以与劳上加一同字，靡上改一牧字，称为劳浸、靡莫，当即征服，同化之意。”^[4]这也与现代史学家们所说“古代地名多随人而迁徙”的观念相符合。

关于“靡莫之属”人们是如何生活情况，司马迁只说“魋结，耕田，有邑聚”，没有更多的交代，给人留下无穷的想象。范晔对司马迁做了一点补充，“其人皆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5]但只是把“魋”字，改作“椎”，没有再多的说明。以至于到今天，我们只知道那时候，“靡莫之属”的人们，把发髻梳成椎状，衣襟向左，聚成村落居住，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

对于当时“靡莫之属”的人们来说，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庄蹻入滇了。“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6]

公元前279年，楚威王派庄蹻率兵沿长江从黔中进入云南。这是有明确史载的大批次汉民首次入滇，史称“庄蹻开滇”。庄蹻得滇后，“欲归报”，秦国南侵，已占领楚巴、黔中郡，断了他的归路。庄蹻和他率领的万余名将士，只好留在滇池，“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庄蹻建立滇国，今曲靖一带也属滇王统治，这就是曲靖古代地方志所说的“战国属楚”。

留居滇池的楚人，跟滇人女子通婚，“变服，从其俗”。同时，在生产和生活中，他们自然便起了楚文化传播者的作用。楚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生活方式，刺激和推动了滇池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深刻影响了南盘江流域“靡莫之属”的曲靖，从而共奉庄蹻为“滇王”。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滇有楚风”。

庄蹻之后，“分候支党，传数百年”。^[7]“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8]由此可见，滇人与“靡莫之属”为同一族群。他们结成部落联盟，一起开发着滇池地区和南盘江流域，渔猎、耕种、挖矿、冶炼、制作青铜器，共同创造了以青铜器为代表的古滇文化。

位于滇之东北的劳浸、靡莫，虽然与滇同为“靡莫之属”，但他们之间是部落与部落的联盟，相互扶助，又各自独立。这一点，在文化上具有明显的表现。(www.xing528.com)

在地处曲靖盆地东北部，位于麒麟区珠街三源村委会董家村丘陵地带的八塔台墓古墓群，各个时期的墓葬层层叠压，形成高出地表10多米的8个大小不等的圆形、椭圆形土堆，彼此相连而又相对独立，是云南保存较为完整，墓地规模较大，叠压打破关系十分复杂的重要古墓葬群。其青铜时代墓葬年代始于春秋早期，延续至西汉，到南宋后期又开始作为火葬墓地使用直至明末。墓地沿用时间长达1200年左右，几乎是一部曲靖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2006年5月，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1977年至1982年，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一共对一、二号堆进行了7次发掘，清理出青铜时代的墓葬353座，出土器物共计11类，1000余件。主要随葬品有：陶器、青铜器、铁器、玉器，其中青铜器数量较多，包括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钱币、印玺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随葬品中出土了铸范，为青铜器本地制造，提供了直接证据。表明曲靖的先民们已经能生产制造出精美、繁缛的青铜装饰品。玉器原料和弃料的发现，说明他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玉器等加工工艺较为复杂和尖端的技术。”^[9]

1997年12月文物部对地处曲靖盆地南部丘陵地带，隶属于麒麟区越州镇横大路村的横大路古墓群西端遭破坏部分进行发掘，出土器物近500件，其中青铜器有戈、剑、矛、削、扣饰、环、手镯、针形器；陶器有鼎、罐、豆、尊、盘等；其他金、木玦、石器有金针、木手镯、玉玦、砺石、管珠、骨片等物。

八塔台与横大路古墓群的文化特征、出土器物、墓地的形成过程及年代都非常相似。墓地出土的器物与滇中地区青铜时代墓地所出有许多相同之处，部分器物的形制风格甚至完全相同。这些相同的文化因素，充分反映了八塔台、横大路与滇中地区青铜时代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八塔台、横大路墓地在埋葬制度上较为特殊，目前仅限于麒麟区的八塔台、横大路、潇湘平坡发现，不见于滇池地区的滇文化中。就出土器物来说，三足陶鼎、铜铍等也不见于滇池地区的滇文化，以青铜铍作为常见兵器，圆形扣饰中以虎、狐等作为主要题材，常见昆虫纹双角泡饰等特点，为本地区所独有，体现了强烈的地域性文化特点。

曲靖八塔台、横大路古墓群邻近贵州，与黔西、黔西北青铜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最典型的是威宁中水汉墓中出土的青铜器近似于八塔台与横大路，但中水汉墓出土的陶器则与八塔台与横大路所出截然不同，这些相近的文化因素反映了相邻地区古人之间的文化交流。

中原地区常见的铜釜、鍪、钱币、铜镜、带钩和铁剑、铁斧、铁环首刀、铁凿等在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第四期中也有大量出土，这是中原文化的传入，甚至是器物的直接输入所致。墓葬中所见的积炭制度、泡饰中的玄武造型、日光镜上“见日之光，长无相忘”铭文等反映的则不是简单的器物外在形态的输入，而是中原地区传统的思想价值体系已经被认同的结果。

那么，八塔台与横大路古墓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的主人是谁呢？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10]从地望和文化面貌上来看，其族属应该就是“劳浸、靡莫”。

生活在劳浸、靡莫大地上的人们，部族成员之间以血缘和姻亲关系为纽带，在社会地位与财富占用上存在一定差距，但内部分化不是很明显。他们“人皆椎结左衽”，过着“耕田，有邑聚”的农耕生活，手工业较为发达，能够制作陶器，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加工玉石器。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经营，派常頞督修从宜宾僰道至曲靖的“五尺道”。《史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11]五尺道的修筑，加强了内地与滇地的联系，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为西汉设郡置县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