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名达：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抗日英烈民主魂！

他是梁启超先生的得意弟子，现代史学家和目录学家，他所撰写的《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是我国现代目录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他也是一位忠贞爱国的文化战士，又是一位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的烈士。著名社会活动家、百岁老人雷洁琼称赞他为“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他就是姚名达，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个勇赴国难、壮烈殉国的教授。

姚名达，字达人，乳名侠生，号显微，1905年3月16日生，江西兴国县人。祖父姚德源，是以种菜、撑船为业的劳动人民。姚名达父亲姚芳权，字舜生，通经史，工诗文，学问渊博，是光绪年间兴国县学庠生。家中只有几亩薄田，但有几百部经、史、子、集等古籍。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姚名达从小就思想缜密，见解卓越，喜好史学和目录学。

姚名达1923年赣县中学毕业，翌年9月考入南洋公学。1925年9月考入清华研究院，师从梁启超先生，治史学和史学史，以“章实斋之史学”为题进行研究。在梁启超这样的大师身边学习，姚名达收获良多。有一年夏天，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们邀请梁启超同游北海。泛舟湖上，清风扑面而来，梁启超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你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社会的一分子，你也尽一分子的力，我也尽一分子的力，力就大了，将来无论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会事业上……乃至其他一切方面，你都可以建设你预期的新事业，造成你理想的新风气，不见得我们的中国就此沉沦下去的。”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就此深播于姚名达等学子的心中。1903年，梁启超蘸血为墨写下了《爱国歌》四章，他以炽热忠贞之心，倾诉了对祖国的热爱，表达了对祖国必然富强的信心。导师的一言一行深深感染着姚名达，他不仅在学业上得到进益，更在思想上接受了洗礼。^[1]

▲1924—1929年，姚名达先生在上海和北京求学时的照片。

1926年6月，研究生毕业，继续留校研修。1928年6月，经由导师梁启超、陈寅恪、李济、吴宓等人考察，认为及格，授予毕业证书。（按规定，学生在国学研究院时限为一年，成绩优良者可申请留校继续研究。在国学院短暂的院史上，留校研究时间最长者为三年，共有三人，姚名达就是其中之一。）

1929年3月，姚名达离校，南下上海，到商务印书馆受聘任编辑兼特约撰述，参与《万有文库》的编辑。从1931年9月起，同时兼任上海复旦、暨南大学教授。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本炸毁商务印书馆。4月初，姚名达同原配夫人黄心勉一起，在上海艰苦创业，开设女子书店，1933年3月创办《女子月刊》——倡导妇女解放，宣传抗日救国，这一举动填补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妇女杂志的空缺，被尊为“中国妇女唯一的良师益友”。从1933年3月8日创刊号发行到1937年7月15日最后一期，每月一期，共计53期，全心全意为妇女运动奔走呼喊，为妇女服务辛勤耕耘。后主编《女子文库》，分妇女问题、女子常识、女子历史等10部丛书，及其他有关妇女问题的书，共计约出版发行100种。姚名达在《女子月刊》发表了大量倡言女权运动、宣传抗战救亡的论文。1937年八一三事变迫使《女子月刊》和女子书店关门歇业，书籍刊物、文献财产遭到劫难。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姚名达举家返回江西，1938年在武宁师范学校任教、1939年在赣州中学任教，其余时间都在家中著述，他下决心要花十年功夫，精心著作一部《中国史学史》和一部史无前例的《中国群众史》，同时又撰写《九一八》《中国战史》稿本等史学丛书。1940年8月，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成立，校长胡先骕聘请姚名达为研究部研究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后更名为《国史综析》，首创史理学，成立史理学学会。1929年至1940年，著有《章实斋年谱》《邵念鲁年谱》等15部著作，撰写了目录学研究的开山著作——《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还有大量的史学论文，倡言妇女运动、抗战救亡运动的论文。姚名达的前半生可以说就是“为文化而努力”，有宏大的著述志愿“创作永远不巧的中国史学史、人民本位中国通史、中国战史、中国群众史、江西文化史……”而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又义无反顾、慷慨悲壮地为“国难而牺牲了”，以至于他“壮志未酬”，大多数夙愿没有完成。^[2]

姚名达很早就密切关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于日本问题及历代中日关系，研究甚深。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刚刚应聘为复旦大学历史教授的姚名达立刻讲授《中国近百年史》《60年来日本侵略中国史》等课程。主张坚决抗日，发表抗日言论甚多，一再揭露日本大陆政策的阴谋，说明中国决无妥协的途径。每有所论列，便风动一时，当时人称他为“抗日教授”。当时姚名达同时在暨南大学开课，凡二校学生自治会、同乡会、学术研究会等，他经常出席，尤其是各种救国会，积极参与组织活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寇突袭上海吴淞、江湾等地，他不顾自身安危，率领家眷和学生转至租界，积极鼓吹抗战，并襄助校方组织复旦大学支前运输工作队，向法租界各地募捐，募捐得到的罐头及日用品等，运送到前方劳军，士兵欢呼，军心大振。姚名达曾接到特务匿名的恐吓信，他置之不顾，仍继续作文宣传抗日。

1934年，他参加上海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活动，反对日本政府狂言独占中国华北的“天羽声明”。1935年，在日本制造华北事件，蚕食内蒙、华北，内蒙岌岌可危时，他与上海数百名文化界人士先后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以唤起民众觉醒，发扬民族正气，争取民族解放。他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撼中外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后，在1936年元旦出版的《女子月刊》特刊上，接连写了《国难的由来和现状》《日本侵略华北的必然性》等五篇文章，洋洋数万言，满怀激情歌颂“这是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竭力赞扬广大青年学生在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牺牲精神，说这精神“促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闻风丧胆！”，号召“有热血的国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侵略”，“使敌人知道我们民众的力量是不可蔑视的，中华民族是不可蔑视的，中华民族不是容易欺侮的”。从1934年3月至1937年7月，仅在《女子月刊》他署名的抗日救国专论就有二三十篇。

▲“一·二八”事变中，参与侵华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姚名达和继配夫人巴怡南以满腔的爱国热情，于8月5日致函上海《大公报》，“要求政府立即下全国总动员令，用整个民族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并带头捐献两枚订婚的金戒指，“为政府备战抗战之用”，“希望每一国民都能自动捐献其所有于国家（无论货币、金银、古董乃至一切财产，整个生命）”。他坚持记录1937年7月7日后的世界大事日记，记载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及军事与战争变化态势，积累翔实的史料。从1939年10月开始别出心裁地编制《抗战史图》，以地图表示抗战形势的变化。除了教学与研究工作外，他竭尽全力，挥笔呐喊，宣传抗战。从1939年5月到1942年5月，三年间发表于《闽侨月刊》、江西《民国日报》和《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等报刊的抗战救亡专论有一二十篇，如《日本南侵的政略与战略》《今年世局的预测》《西南太平洋的民族问题与各民族应有的觉悟》等。他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他号召“把振作民族精神，当作今天的第一要义”，“使人人能激发民族正气，献身疆场，以死卫国”，他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形势变化，预测日军自陷武汉后，其战略为攻占重庆，截断西北、西南国际交通线和占取东南半壁三种，并“史理学原理推断敌军必败”，提出动员军民、发挥潜力、积极打击敌人的方法措施。他的这些专论，对宣传持久抗战、增强胜利信心具有重大意义。

▲《女子月刊》书影(www.xing528.com)

1942年5、6月间，日军发动浙赣会战，企图打通浙赣线，侧击粤汉线。在此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姚名达挺身而出，联合学生数人，以安定人心、激励士气为己任，发起组织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在6月12日的成立大会上姚名达教授被选为团长，校长胡先骕被推为名誉团长，通过了宣言、团歌、团章、团员公约等。战地服务团宣言，“凡我后方民众，亟应全体实行动员，竭其人力物力，以协助前方将士，予暴日严重之打击，庶使其不敢轻视我民气，而有所畏忌。此实吾国民人人当前应有之责任也。本校师生，虽分属书生，顾平时既以气节相砥砺，以道义相切磋，当此国家危难之秋，爱国岂敢后人。纵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亦当竭尽绵薄，贡献愚忱，用特组织战地服务团，前往战地服务”，表明了师生为战地服务的决心。战地服务团成立后，还编写了《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特刊》和《通讯》，登载在江西《民国日报》，宣传成立战地服务团的意义，报道前方服务军民的活动消息。6月24日，中正大学隆重举行了战地服务团的出征誓师大会，胡校长向姚团长授予团旗，并发表讲话。

6月25日，团员38人斗志昂扬，冒雨出发，奔赴抗战前线。他们乘坐小火轮，沿赣江而下，先抵吉安，29日到达前方重镇樟树。他们沿途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慰劳伤兵，赈济灾民，采用召开群众大会、座谈会募捐、街头演讲、张贴标语、绘制漫画、表演歌咏和活报剧、代写书信、赠送慰问金，给难民发放食盐等慰问品，免费治疗疟疾等多种服务方式。他们编写的《战地通讯》在江西《民国日报》连载。他们服务前方、鼓舞人心、激励士气的活动，蜚声赣江两岸。

7月4日，姚名达率战地服务团，到达樟树前线五十八军部驻地桐木桥。在招待军部将领的茶会上，姚名达激昂地演说：“我们全体团员都是抱着牺牲的决心而来的，我们绝不像一般普通慰劳团体，驻在前线的后方。我们是愿意在最前线帮战友们去抢救伤兵等工作。”他还说：“一般人以为，大学生是国家之宝，不应在最前线牺牲，而应留在将来建国之用的。这种见解是错误的，我以为现在能够参加抗战工作的人，将来才能担任建国的工作。”7月5日黄昏时分，战地服务团到达第一野战医院，姚名达带领团员救护、抚慰受伤战士，忙到近半夜。战况突变，军部发来了紧急命令，战地服务团只好随野战医院立即向西面樟树方向撤退。黑夜里，枪炮声中，服务团摸索着退路。6日早晨到汀桥，一部分团员已经分散。四面八方响起了枪炮声，敌人的大部队正沿着我军退却的路线围追堵截，团员饥饿、疲劳、体力不支，只能跟着只有几条枪、带着伤病员的辎重队走。上午，敌机出动，不断在头上低空盘旋，几次俯冲和扫射，队伍被冲散成五六队，随后队伍又被敌骑兵截断，在前面的团附李剑声带着五六个团员，跟上队伍走了。姚名达在五十八军部曾看过军事地图，知道有向新干集结的预案，断定樟树危险，于是决定向西南取路新干或吉水。6日下午，他们在凄风苦雨中行进，傍晚到达离军部预定的一条路线转扎地店下街不远处，摸到半山腰一家孤立的茅屋休息了一夜。

▲国立中正大学校门

7日天亮，军部情报科长指出新干这条路是安全的，但是战地服务团的团员个个疲惫不堪，最不济的还生病发高烧，慢慢地拖着走，大半天也走不到30里，到桑村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姚名达考虑了很久，尽管他清楚走新干这条路是最安全的，但是生病的人走不了30里路了，因此改变了决定，去了15里路远赣江边的石口，再乘船到新干。夕阳西下，姚名达带领着生病团员一行11人走到石口村村外2里地，遇上了张升华，因为天色已晚，且大部分成员已经筋疲力尽，虽然姚名达见此人不像朴实的乡农，但也别无选择，来到张氏大屋。为了安抚住战地服务团的人员，张升华还肯定地说：“鬼子从樟树下来，停在上头15里地。不要紧，明天过江都可以。”他还说自己是船家，可以帮助大家渡江。姚名达与他商量好价钱，决定分两次夜渡赣江。吃过饭张升华就走了，极度疲惫的人们倒头就睡下去了。姚名达心里还是十分疑惑，他提醒大家要警戒，预备不测，并安排了一人值班。深夜里，突然从四周迸发出一阵群狗的狂吠声，不出姚名达所料，张升华就是汉奸，他带着鬼子来了。姚名达挥舞着拳头，吼声像夜空中的霹雳：“真的是日本人来了！我们准备拼命！所有的人都来！来！来！”战地服务团的师生们面对凶恶的日军，用他们的年轻生命和满腔热血，赤手空拳与强敌搏斗。姚明达先毙敌一人并夺枪一支，后中弹身亡，时年37岁。22岁的吴昌达也在这次搏斗中壮烈殉国。“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中正大学成立的报道

1943年3月25日，国民政府颁布褒扬令。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姚名达为革命烈士。中正大学是八年抗战期间创办的唯一的大学，也是唯一组织了战地服务团上前线的大学，服务团团长姚名达是抗战期间唯一与日军搏斗而牺牲的教授。国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在纪念姚名达殉国一周年时，曾高度赞扬他“绝学有遗著，千秋有定评”，“英风传石口，大节振江西”。2002年，为纪念姚名达教授殉国60周年，百岁老人雷洁琼亲笔题词：“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

【注释】

[1]魏莹：《姚名达：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载《南昌晚报》2014年9月12日第A8版。

[2]姚果源：《浩气壮山河——原国立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纪实》（上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