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教育的变迁：知识、研究与学位的新时代

博士生教育正在以各种方式、在各个方面发生着变化，从宏观背景到后现代大学中日常生活和学习的微观实践，这种变化日益明晰，本书也对此进行了重点阐述。从最宏观的角度来看，在最近几十年里，知识、知识生产、知识流通以及知识使用价值的主流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在Castells 所说的网络社会兴起的同时（Castells，1996），一种新的、动态的知识流动的社会技术空间，以及新的全球研究和教育网络也在加速开放。在这方面，最强有力——虽然也极富争议——的解释来自Gibbons 和Nowotny，以及与他们的论点相关的种种看法（Gibbons等，1994；Nowotny 等，2001），这些看法指出，在不同的知识模式或导向之间出现了运作方式与评价重点的转变。这涉及在元范式方面从目前仍然关注学科和现代研究型大学明显支配权（“模式1”）的传统，向被认为更加世俗、务实的研究和知识形式（“模式2”）的转变。当然，这种情况从批判辩证的角度来看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它也需要被适度地历史化。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观点很有说服力，甚至显得难以抗拒，当然也颇具挑战性（Nowotny 等，2003）。

与此相关但仍待充分阐释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试图探讨知识经济这一概念，而知识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在脱离全球化命题的背景下无法被理解的现象。这一切在大约30 年前Lyotard 的论著中已被预见（Lyotard，1984），Lyotard 对他提出的后现代状况（postmodernity）以及“最发达的社会中”知识生产与消费的形式和条件的变化进行了强有力且中肯的剖析。这些分析最初是为魁北克政府的大学委员会准备的。特别是Lyotard 关于操作性社会逻辑的兴起而做出的解释，对21 世纪的后现代大学世界，仍然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与启示意义。对知识角色和重要性的新认识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不过，就在知识日益成为社会主题的同时，以及由此而采取的种种行动中，它也被商品化并受到人们的盲目崇拜，其价值也随之上涨或降低。如今，知识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令人渴望，并非源于知识的内容，而是源于知识的作用。其最重要的背景是经济，在新的多克萨（doxa）中——一个超验物体，将一切吸入它奇特范围中的黑洞——人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极为讽刺的是，正当知识本身在全球范围内被提到政府以及公司等组织议事日程的头条之时，大学作为知识的权威机构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取代了，或者至少是被重新定位了——包括它在博士生教育及其他研究生教育中的历史角色。然而，正如Lee和Boud 在本书中所指出的（其他人也有所暗示，比如，参见本书第1 章），博士生科研仍然是知识性工作——确切来说，是知识性工作的一种典型形式。无论是当今还是未来，找到一种方法来更好地理解这意味着什么，正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除了知识生产与知识应用发生的重要变化之外，我们观察到博士生教育的许多特定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或许最关键的是，传统博士学位已不再是人们关注的唯一对象，也不再是唯一的价值符号。博士学位在宏观层面上出现了数量增加与分化，如今的博士学位也不再局限于哲学博士学位，而是进行了延伸拓展，包含了在诸如教育、工程这些领域内新设置的专业博士学位（比如Ed. D.、Eng. D.）、基于项目与设计的博士学位，以及通过发表而获得的博士学位，等等。这些实际上是新的“博士学位成员”，它接纳了所谓的博士学位“新变体”（Park，2005）以及哲学博士学位本身的变化。(www.xing528.com)

后面这一点值得简要地评论一下。对于博士学位，是否曾经有过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或同质性——有时是被想象出来的，有时是“被记住的”——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尚不能被坐实的观念无法对政策和实践产生十分真实的影响。推动博士学位的内部创新是很受欢迎的，不过这不应该只被用作维持现状的借口。照此方向发展的情形并没有像McWilliam 概述的那样（第14 章），增加了管理的复杂性，尤其是在新的风险的背景下；但是，考虑到自组织以及新情况的各种可能性，或许这应当被视为一种机遇而非其他。研究人员和研究管理者都需要培养新的敏感性：一种全新的、条件反射式的研究主观性，能完全适应复杂性的挑战。修订改进博士学位在此处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或许超越了卡内基近来对“管理职责”（stewardship）以及传统的“学科性”的强调。

从新机遇和新挑战不断出现的角度来说，本书中报告的实践和项目研究，需要特别加以注意。我想在此处更加深入详细地探讨前一个类别。至于后一个类别，本书中所描述的“创造性学科中基于项目的研究”（Allpress 和Barnacle，第12章）则非常有趣。这并非仅仅源自研究本身——与建筑学和设计学，或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等领域中所做的工作有关——它也来源于该研究对其他以实践为导向的领域可能产生的意义，这些领域也拥有不同的或其他可替代的合理性。这一点在第12 章中被称为“知识生产过程中不同认知方式的作用”或“其他可替代的知识生产”，它在大学和其他机构的环境中仍然是一个复杂、棘手的问题。所谓的“物质思维”（Carter，2004）、具体化的思维方式、基于艺术的新兴探究（Somerville，2007）、绩效性（performative）知识，以及“非具象思维”（Thrift，1996），在整个博士的科研经济中的地位和价值是怎样的呢？在各个领域的博士生学者都日益寻求扩大智识表达的范围，并呈现在许多对“老前辈”来说颇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知识、学问及洞见的时代中，这个问题尤为重要。在第12 章对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项目进行的描述中还值得注意和称道的一点是，它不仅赋予“项目一个更为广泛的界定：包含但不限于在行业背景下进行的专业实践”，还有意地认可了非工具性的“推理性研究”成为探究的合法形式。这一点在实践相关的博士研究中经常被忽略或被压制。同样，这一点也为研究指导和管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