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政策工具促进大学教育多方面发展

为了使国家政策议程生效，澳大利亚运用了一系列独特的但却不甚协调的政策工具。例如，基于绩效的资助机制——科研训练计划（它即将被澳大利亚卓越科研计划（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ERA）部分取代）；国家审计机构——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证局（Australian Universities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高等教育院校多年来向澳大利亚教育科学与训练部（DEST）提交的科研与科研训练管理计划（Research and Research Training Management Plan）年度报告；毕业生满意度的全国调查——研究生研究经历调查问卷，该调查由澳大利亚研究生职业指导委员会（Graduate Careers Australia）实施。除此之外，还有为好的实践方式制定指导方针的权威机构，比如澳大利亚大学校长委员会（Australian Vice- Chancellor’s Committee）及澳大利亚研究生院院长和主任委员会（the Council of Deans and Directors of Graduate Schools）（CDDGS，2005）。上述这些都是为了监督和评估大学在多大程度上与国家在研究生教育方面的工作重点保持一致：缩短博士毕业所需的年限、将研究生教育同研究议程以及高质量研究环境更加有效地联系起来、为研究生提供就业通用技能的训练、提高研究生的质量并增加其数量、确保提供高质量的指导和支持、将研究商业化的机会最大化，以及提高学生的在读率。

澳大利亚教育局的高级官员Arthur 指出，驱动博士生教育改革的主要问题包括：在读率和毕业率低得让人无法接受；指导不力、院系支持不充足、基础设施匮乏；研究实力和研究生教育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就业技能和商业化技能不足（Arthur，2002：33）。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Chubb 还补充了一条——全球竞争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危险：

鉴于北半球——尤其是中国、印度、欧洲和北美——对顶尖大学和技术研究机构的投资规模和速度，以及对知识人才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澳大利亚面临着沦为落后地区的极大风险。

（Chubb，2006：17）

澳大利亚各种机制并行的问题是：它们驱动了不同的行为，但这些行为中有些是彼此矛盾的，有些是预期之外的，甚至与质量和标准的提高背道而驰。这些产生效力的做法促使澳大利亚的大学将研究生学位项目的管理与组织集中到学校层面，这主要是因为大学从整体上作为被测量的一个单位（澳大利亚卓越科研计划除外）。如今大多数大学都设立了研究生院或类似机构，此外，还有一个权威机构——研究生院院长和主任委员会，它已经为其成员制定了国家指导方针和政策，相关的简介可参见表17.1。(www.xing528.com)

2001 年启动的科研训练计划（RTS）可以说对大学的影响最大，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种以绩效为基础的资助计划。该计划唯一使用的博士项目测量指标即为毕业生的数量——大致来说，就是毕业的人数越多，所获的资助就越多，无论这些毕业生是国内学生还是国际学生。鉴于增加毕业生人数只能通过下列三条途径：提高在读率、缩短毕业所需时间以及增加入学人数，科研训练计划已经制定了各种策略来改进这些指标。最容易操控的指标是入学人数，因此，大学录取学生的数量超出它们能够资助的数量，国际学生数量也在快速增长，这并不令人意外。这给系统增加了额外的压力，也对项目质量产生了不确定的影响。一些评论员认为，对毕业所需时间的强调会妨碍学生在研究中的创新和冒险，他们会偏向于选择“可行”但乏味的研究，以便在规定的毕业期限内轻松完成（Council of Australian Postgraduate Associations，2000）。在研究生学位项目中，人们也更多强调结构化的阶段进展以及对进展的报告和监督——以有序且可预测的方式规避进展失败的风险。

表17.1　澳大利亚博士生教育的质量保证、资助和报告

其他手段和机制——科研和科研训练管理报告（RRTMR）、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证局（AUQA）以及研究生研究经历调查问卷（PREQ）——承担起质量监督与结果保障的重任。虽然这些机制与资助并无关联，但是大学一直热衷于与这些机制的总体旨趣保持一致：用支持高质量研究生教育的流程和策略来衡量质量。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证局审计工作的第一步是：被审计的大学准备一份绩效集册，这份集册本质上是该大学绩效的自我评估，重点是要强调该大学绩效和质量保证流程之间的关系。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证局完成审计工作后，会形成一份公开的机构报告，其中包含一系列嘉奖、肯定与推荐。因此，高等教育界的各所大学都开始引入审计人员乐于看到的那些与研究生教育有关的机制。比如，现在大多数大学都设有一个校级中心组织，负责建立整个大学的质量保障和标准化管理的程序。这些部门对导师培训、注册和/或认证极为重视。大学还引进了将导师录入和移除导师登记册的做法，这主要是因为登记在册的导师如果没有面临着基于绩效的移除风险，效果并不好。这似乎是研究生教育所特有的（当然，课程教学的情况不是如此），也体现了学术指导的特殊地位。大学近来采取的其他措施还包括：基于绩效的研究生资助流程；各种试图将研究生教育与研究实力更加紧密联系起来的资助和政策；对学业进展更加严格的监督；建立结构化的技能训练项目（包括就业技能和商业化技能）；利用学生评估来改进规划。

在澳大利亚的制度中，争取更多的毕业人数和其他政策议程（如在博士生就读期间培养更广泛的技能）之间似乎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可能有人会说，这些更广泛的技能应当嵌入论文的设计中，但这种想法可以实现的程度非常有限，在现实中，很多通用技能是被单独教授的，这些都是博士项目的额外课程。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证局的报告记录并且鼓励了很多类似的计划，政府也鼓励大学努力提供通用技能的训练并为此提供资助。比如，政府资助建立了一所网络研究生院，该院为项目管理、创业、领导力、公共政策和商业化等领域的研究生提供在线课程（参见英国研究生项目，UK GRAD）。政府自身还制订了计划，鼓励研究生学习商业转化，甚至提供奖学金，鼓励学生抽出一些写论文的时间来获得研究商业化的正式资格证书。这类计划对学生的时间有极高的要求，因而似乎会对完成学业产生不利的影响。各种监管机制之间明显的矛盾正是政策重心随时间变化的结果——就澳大利亚而言，政策的焦点已经从在读率和毕业率转移到研究实力、质量结果（包括研究产生的影响）以及就业能力要保持一致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