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教育与大学风险管理

博士生教育在大学风险管理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博士学位是所有大学最重要的学位。在内、外部人士看来，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博士生教育都不应该受到指责。当有关“博士生”的风险事件发生时，它可能会强化这样一种迷思，即博士生水准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值得称道且令人尊敬了。然而我们只需要简单了解一下博士学位不太为人所知的过去便会发现，博士学位远非神圣不可侵犯，它一直都是大学里的一个充满风险且有瑕疵的事业。

比如，在20 世纪初，学界内部人士认为原创性的探究、真正研究的艺术与科学永远不会产生于博士学位所代表的那种“训练”（Rae，2002）。对于Hoyle及其同时代的其他人来说，训练仅仅意味着“一味追求学位而导致的对原创性的破坏”（Hoyle，转引自Rae，2002：131）。数十年来，博士学位将人们引入神秘且受到诸多约束的科研世界的合法性一直都备受怀疑。学界内许多知名人士都认为“原创性的训练”自相矛盾。早期作为教学资格的博士学位还受困于下列事实，即在学位授予中“贿赂绝不可能不被知道”（Haskins，1963：230）。

这段历史在“坚持曾经道德无瑕的标准”这一新教式的呼吁下，合乎时宜地消失了。此类呼吁在媒体报道中显而易见，比如《纳尔逊不喜欢卡布奇诺课程》（Cappuccino courses not Nelson’s cup of tea）（《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3 年10 月25 日，p.2）、《“愚蠢的”学位面临被取消》（‘Silly degree’ faces the chop）（《太阳先驱报》（Herald Sun），2003 年10 月19 日，p.1），这些报道用同样的博士论文选题作为论据，反复重申博士水准下降的观点。“同性恋耶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它既是愚昧的能指，又是后基督教时代道德沦丧的病症。作为一个“怪诞的话题”（《南华早报》，2003 年10 月25 日，p.2），它引出了一个更加宏大些的问题，即“荒诞的学位”（《太阳先驱报》，2003 年10月19 日，p.1），如今许多大学竟“愚蠢到为这些学位提供特定课程”（同上）。(www.xing528.com)

尽管学界内部人士可能会抱怨说这是对学术自由的又一威胁，但在操作性的组织情境下这些问题并不能被忽视。它必须接受风险管理，以便能缓解博士生项目、教师、大学和高等教育部门所遭受的负面影响。在“同性恋耶稣”这一风险事件中，学者们通过“警告学生不要放弃思想自由”来做出回应（《太阳先驱报》，2003 年10 月19 日，P.1），而时任联邦部长的一位政治对手则宣称这些指责是“对学术自由的骇人攻击”（同上）。然而，这场锋芒相对的争论并不是一次性的。一旦它发展出了势头，就会一直持续，正如身体已经死亡但其病例一直留存的病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