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条此类指控，一旦出现在公共领域内，就会发挥“风险事件”的作用（Kasperson 等，1998），对卷入其中的个体或系科、对大学的整体管理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当它被认为是大学甚至是大学内部结构的“典型”问题时，情况就更是如此。如果这些负面评价紧跟着一系列对该领域活动的类似指控或负面报道，这个问题就会更加恶化。
风险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这些指控是真实的，但它的确意味着作为组织的大学将面临麻烦。风险事件既作为“科学活动”同时又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而发挥作用（Kasperson 等，1998：149）。根据Kasperson 等的研究，风险事件通常有“明确的时间与地点”，它倾向于“与心理、社会和文化进程相互作用”，以便“增强或减弱公众对风险以及相关风险行为的感知”（Kasperson 等，1998：150）。任何对不恰当行为的指控在下述情况下都会成为风险事件：倘若这些指责与其他社会文化进程的互动导致了一系列行为，这些行为强化了组织感知到的危险，并引发了对“额外的组织回应与保护措施”的需求（Kasperson 等，1998）。例如，如果公众对整体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对“有学位证书的”专业工作者已感到普遍的担忧，那么一些负面的言论（比如对博士学位的不实指责）就可能对处于监督之下的大学产生更强有力的影响。此外，由于风险会叠层加倍，因此任何进一步的争论都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构成风险管理的一系列行动及其回应也将快速增长。(www.xing528.com)
华威大学的“偷窥丑闻”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Williams，2005）。该大学试图为住校学生解决不太令人满意的安保措施潜在的风险隐患。在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后，住校生投诉一些安保人员可以通过这些摄像头进行偷窥。后来那些“被抓到将监控摄像头对准学生房间”的安保人员，又指责华威大学在这项指控被调查的过程中“胁迫”他们辞职，这使得该风险事件进一步恶化。再后来，华威大学的管理者们又被指控掩盖事实，他们为了不“把问题复杂化”而示意那些“学业最后2 年”的“受害者”们保持沉默。对于那些试图将名誉和个人伤害最小化的管理者来说，这些接连不断的挑战并非无足轻重。不管他们是选择行动抑或是无为而治，华威大学都将继续“处于风险之中”，每一个新行动都继而会引发“风险最小化”的回应，这又产生了新的组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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