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与审计如何影响博士生教育？

“审计爆炸”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Strathern，1997），这不仅仅体现在博士生教育中，也体现于作为风险意识组织的大学的各个层面。Marilyn Strathern 指出，审计文化可以防御系统性的随意，运用旨在确保组织精确性的机制以应对社会的不精准（Strathern，1997；Strathern，2000）。Strathern表示，这其中的逻辑就是管理系统需要统一，因为个体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他们也不大可能如此。虽然审计爆炸可能会产生驱除个性的后果，但在Strathern 看来，以审计文化为重要特点的高强度科层制监控，其运行逻辑对于作为审计文化“产物”的个体而言，并非“一体适用”。标准化是用来衡量组织绩效的特定模式。所以，我们在排名表和类似的比较数据系统中聚集大量学生风险管理数据的同时，还可以谈论“个体差异”。通过这种方式，每所大学在向其自身及外部他人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可以展示出其效用。

虽然极少人会否认公众问责伦理的重要性，但了解一下还有哪些事物在“风险最小化的审计”逻辑下可能发生也是至关重要的。公众对浪费识别与清除的诉求的强化，所导致的不仅仅是要求问责。正如Alan Lawson 所指出的那样，它在整体上将高等教育塑造为一种“稀缺”资源而非大多数人可得的资源：

由于高等教育被赋予了价值，它是一种潜在的商品。但是，只有当它是值得付费的商品时，它才会显得稀缺。一旦它变得稀缺，就会受到人们的竞争，并接受审计，审计将不可避免地揭露这些稀缺资源是如何被浪费的……高等教育已经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我们“浪费”不起的“稀缺”商品。

（Lawson，1999：11）

Lawson 指出，将与流失率和毕业率相关的高学历学生数据混在一起来看，使得整个领域都容易遭受浪费的指责。关键的是，他表示一旦有了这种指责，就会因诸如“高级学位学习与社会脱节”“雇主对高学历毕业生不满”这样的观点而持续发酵（Lawson，1999）。他的观点使人们开始关注高等教育中有效实施风险最小化的方式，如何作为界定每所大学及整个高等教育部门本身能够被分配到什么资源的策略。大学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得不考虑削减特定的服务和职能，在具体决定是否削减以及如何削减的时候，这种逻辑就有用武之地了。政府必然能够并且的确是直接“干预”了大学的内部运作，但政府干预的大部分活动实际上是风险最小化政策所产生的效应。通常而言（也有一些例外情况），资金流向了那些被认为是政策执行最有效的大学，其有效的绩效表现是由“生产率”的标准测量所塑造的。此处的逻辑彻彻底底是理性的：质量越好，能获得的资金就越多。因此通过质量、卓越与生产率的正向逻辑，风险的负面逻辑得以转变且令人接受。(www.xing528.com)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个逻辑“之外”没有空间——这是一种不自由的状态，而所有公立大学正是在其中展开它们的日常工作。并且，这些工作日渐要求在每个层面都有一种严苛的自我管制（self-regulation），这能够识别“浪费”并抵御不断下降的标准。从博士生教育的角度来说，“浪费”可以通过那些显然是毫无意义的论文选题来间接确定，搜寻这类证据的记者几乎不需要读一下摘要或者标题之外的内容，即可断言轻浮（frivolity）在博士生项目中颇为常见且将继续持续下去。

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相互竞争的逻辑。记者可能也在搜寻战胜逆境的故事；学生可能会用脚投票，选择一些课程且摒弃另一些课程，而不考虑特定项目（如法医学）与就业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大学教师可能会继续无视顺从的要求并继续保有他们的工作职位。然而，我们确实明白大学正承受着压力，它们需要看上去充满智慧且高效地表现自己，这就意味着任何带有纵容或轻浮意味的事物都是可以嘲讽批评的对象。

媒体对博士生轻浮或不得体行为的大部分指责主要针对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化研究，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有些指责甚至讽刺说认真的、有分量的、与行业相关的博士研究不如明显乏味、短命的学术研究。比如，《超级博士输给了金发女郎和吸血鬼题材》（《太阳先驱报》（Herald Sun），2003 年7 月13 日，第15 页）这篇报道讽刺一位“才华横溢的商科毕业生”所写的有关退休金的论文（“无趣却有意义的”博士论文）不如诸如“耶稣是同性恋”“对金发女郎的渴望”“纹身”“妮可·基德曼和汤姆·克鲁斯离婚”“神奇女侠和战士公主西娜的新唯灵论”“巴厘岛的冲浪文化”“吸血鬼”等选题的博士论文（同上）。一旦把这些与公共教育的成本联系起来（例如在《太阳先驱报》的那篇文章中，上述列举的那些没有价值的论题甚至早于“当前共有1550 份澳大利亚研究生奖学金，这些奖学金高达8 700 万美元”这些统计数据之前），整个领域都会被指责管理不善以及/或者掩盖事实，博士生教育领域是否需要风险管理的争论也随之成为一项公众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