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管理在西方教育中的重要性

所有这些源于何处？——或者说，用操作性的话语（performativity terms）来讲，这种基于信息流的新关系是如何被视为博士生教育的有效实践的？要想探讨这个问题，就需要理解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和道德风潮，以及这种风潮如何生成了组织管理的特定逻辑。根据Anthony Giddens 和Ulrich Beck 的研究，在21世纪之初，组织生活的重要特点是风险意识，这是一种消极的逻辑，它将人们对管理与分配的注意力从物质/产业的“正面（goods）”转移到了“负面（bads）”上来，换句话说，人们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了控制那些有关什么会出错以及需要何种系统来阻止这种可能性发生的知识上来（Giddens，2002；Beck，1992）。

现在，包括大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都是风险组织。这是因为所有的组织都需要理性的系统来计算和对付那些对组织活力与名誉造成伤害的任何形式的威胁。在那份关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人类学研究中，Mary Douglas 表示，风险不再指得失的可能性，风险仅仅意味着危险。她写道：

现代的风险概念——如今被解释为“危险”，被援引用来保护个体不受其他人的侵害。它是支撑个人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这种文化维持了工业系统的扩张。

（Douglas，1992：7）

作为组织管理逻辑，风险意识满足了全新的、不断蔓延的全球文化的“法务需求”（Douglas，1992），这需要人们对那些处于道德和政治上可接受范围之外的、经济上可行方式之外的危险保持警惕。

“风险”的这种消极内涵与它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里出现时所蕴含的逻辑特征背道而驰。根据Bernstein 的研究，“风险”唤起了一种与16 世纪航海业相关的热切期望，与风险作为“危害最小化（hazard minimization）”的现代观念相比，这种含义更为积极乐观（Bernstein，1998）。正如Giddens 对我们的提醒，风险的现代主义含义——“从未来可能性的角度出发而对危害积极地进行评估”——只有在魔法、宇宙学和神秘命运让位于催生了预测、记账和保险的科学计算之后，才能出现（Giddens，2002：22）。我们在近些时代所目睹的是风险从“碰运气”向“冷静计算”的转变（Keynes，转引自Bernstein，1998：12）。根据Giddens的说法，冷静的、精于计算的现代主义风险思潮的显著特点是“在对危言耸听的谴责与对遮遮掩掩的谴责之间来回拉扯”（Giddens，2002：29）。风险的这种左右摇摆体现于组织生活的内外，各种相反的言论建构了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危险性的特定问题，一些特定的人群也或多或少地“处于危险之中”。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危险的风险”是“不真实的”。相反，这意味着在思考社会与组织的福利方面时，作为一种冷静计算的道德风潮，风险意识现在已是毋庸置疑的逻辑。(www.xing528.com)

在包括大学在内的所有西方组织中，“作为风险最小化的风险管理”已变成一项高度优先的、制度上广泛存在的话语系统。虽然在理论上人们可能会认为风险管理的理论研讨会涉及冒险以及风险最小化的话题，但在实践中，风险管理和风险最小化已经变成一组同义词。

虽然风险管理的逻辑具有消极的特征，但它并没有呈现出消极的样态，而是通过将其表述为一系列有效的制度政策与实践而得以重构。作为“用来形塑何人通过何种方式冒何种风险的监管措施体制”（Pidgeon 等，1992：136），风险管理被以效率和良好治理的语言表述出来。它作为“发展的知识”来到我们身边（Hobart，1993），我们可用其为自身及我们的学生谋得福利。作为发展的知识，它“主要以经济、技术与管理中的用语”来表达（Hobart，1993：2），而非学术、理论或学科知识的术语，它建立在一系列概念模型的基础上，这些模型“具有普遍性，或者看上去能提供最准确的预测或对事件进行控制”（Hobart，1993：9）。因为公共资助的组织（例如大学）需要像管理内部过程一样去积极地经营其声誉，它们“必须在业已确立的准则下行事，并假定特殊的情况也符合整体的模式”（Hobart，1993：9）。用Vitebsky 的话来说，这其实是运用管理模型的过程，这些模型“既适用于所有地方，又不适用于任何地方；既适用于所有人，又不适用于任何人”（Vitebsky，1993：100）。

通过经济、技术和管理知识进行风险最小化的动员发生于西方政府将自身重新定位于教育服务的购买者而非赞助者的过程，这并非巧合。在新的教育市场中，“后福利时代”的大学正在争先恐后地向任何以及所有潜在的赞助者证明它们的效用。这意味着一种对大学及其管理的全新理解，而这反过来必定要贬低那些在传统上已被接受的组织形式（Du Gay，1994）。作为社会组织，大学已经被呼吁将自身改为工作场所，它可以从“有关其他企业的研究”中学习雇员态度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Ramsden，1998：39）。此处一个很关键的假设是大学“在本质上与其他组织并无二致”，因此良好商业实践的一般性话语也适用于大学，这一点不言而喻。

一旦这个假设被认定是真实的，许多事情将源于大学文化向商业模式的转变，在这种模式里，所有投入和产出都必须是可计算的。在某种意义上，博士生教育可被理解成隐修制度的最后堡垒，它在这种管理的逻辑中被保护或隐身遁形。许多博士生导师的教学工作都是在私人空间（如教授的办公室）里进行的，远离公众严苛的监督。然而，一旦类似于澳大利亚“科研训练计划（Research Training Scheme）”的资助模式以美元价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那么好的博士生教育实践将越来越不可能是随性的、不同寻常的、漫长的。随着博士生教育进入问责的范畴，识别出那些适用于风险管理的博士生教育实践就可预期了——实际上这也是必要的。优秀（即有风险意识的）大学里的优秀学者慢慢开始与其他“学习型管理者”一样，进入“注意力经济”的系统运转之中（Taylor，2005），这种注意力经济聚焦于将机构面临的风险降至最低，因此也被纳入迅速发展的问责制度中，这套制度如今正被用于对博士生的“诊断、分类与治疗”（Ericson 和Haggerty，1997：104）之中（参阅McWilliams 等，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