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教育的变迁与博士生教育

近年来，科研教育的概念日益受到社会和经济力量的渗透。特别是所谓“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得人们愈加重视科研教育在促进经济繁荣与创新中的作用——英国的“创意产业”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参见英国文化、媒体与体育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UK：http：//www.culture.gov.uk/what_we_ do/Creative_industries/）。正如其他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Drummond，2003），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似乎更多指向社会的经济偿付能力，而非自身的道德改良或智慧。在这样的背景下，追求知识深度的过程中所伴随的专业化，这也曾是科研学位所珍视的，如今已转变为一种累赘。在知识经济中，知识只因有用才有价值，效用蕴藏于应用而非深度之中。

处理一些你所知道的情况，很好；更好的是，应对那些尚不知道的事情，此即终极游戏。这就是为何研究生通用能力的发展在澳大利亚、英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大学里变得如此流行。通用能力，或者说通过从事科研而得以磨炼或发展的研究技能、品质或性情，保证了可迁移性。这些能力被运用于博士研究项目范畴之外的主题和情境。拥有可迁移的研究技能，可以说是博士研究生创新的有力源泉。

从某些方面来看，基于项目的博士学位可被视为处于此种情境中。该模式引入了工作场所对工具性的敏锐诉求，这在当今高等教育政策的趋势中显而易见。尽管与工作场所相关，但如果认为基于项目的研究必定直接可用，那么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正如RJVGT 建筑与设计学院的研究生所评论的那样，正是研究和工作之间的差异使得前者颇有价值：

（我们）来大学是因为看重研究经验及其与想法间的关联。因此，让研究经历模仿工作场所的技能，这种做法颇为愚蠢，这正是我们努力要摆脱的……大学提供了工作无法提供的东西。所以如果使大学越来越像工作场所，那么大学所拥有的吸引力则可能越来越小。

（Barnacle 和Usher，2003：351）(www.xing528.com)

在某些学科，特别是教育和商科领域，项目式的研究学位往往是基于工作场所的，考虑到研究以候选人当前的专业工作为基础，并且候选人也希望研究直接有益于工作场所的实践、加深对工作场所问题的理解，等等。在其他学科，特别是建筑和美术领域，情况并不一定如此。

在本章中，我们对包括但不限于产业情境下专业实践的项目式研究进行了更广泛的界定。我们的主要焦点在于基于项目而进行设计（换句话说，主要是建筑学科内知识生成的实践）的研究模式。此种研究可能发生在候选人专业工作的情境中，也可能发生于学术界内。后者有可能完全是推理性质的，因而缺乏任何直接的行业益处。然而，这并不是说毫无益处。关于科研教育的社会和经济角色以及科研知识和技能的可迁移性，已有广泛的讨论，我们在此不做赘述。相反，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基于项目的研究可能缺乏直接的产业焦点，因而它与哲学或理论物理等学科内的推理性研究有更多的共同点。这类研究的典型代表是为知识而知识的研究，而在知识的工具性价值变得至关重要时，这种追求则充满危险地被低估了，这正是当下所发生的事情。有趣的一点是，在基于项目的研究中，对知识的探求集中于且通过学科的思维方式而进行，因此这对于理解和推进学科知识也至关重要。

关于项目式研究与工作场所之间的关系，这里需要做出最后一点说明。认为博士生已经参与到劳动之中，这种想法是有益的。我们需要挑战下述观念：博士候选人仅仅为劳动或生产的合法形式做准备，而这些劳动或生产活动只有在学生完成学业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工作场所之后才发生。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例如Pearson 与Evans 等的研究，所有研究领域的博士候选人应被视为接受一种专业教育，在其学习过程中，他们已经是积极为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做贡献的研究者（Pearson，2005；Evans 等，2003）。

这一点尤其符合基于项目的研究学位，鉴于许多候选人已成年并且已是专业人士。此外，正如RMIT 建筑学的创新教授Van Schaik 所说，设计学科中的从业者只有通过设计才能成为更好的设计师（Van Schaik，2005）。基于项目的研究学位则为专业从业者提供了此种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