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博士学位的三个知识构建场所

接下来，本章识别出与专业博士学位相关的三个知识构建场所。第一个是知识形成的研究场所。虽然它们曾经通常位于大学内部，但最近这种情况已经有所弱化，研究场所如今还包括大学外部的机构，以及受国家资助、通过为国家利益发声而运作的机构（Gibbons 等，1994）。在我们所关注的教育和工程两个不同的知识领域中，这些研究场所的构成方式是不同的。Bernstein 开发了一套分类体系，用来描述不同类型的符号系统。他区分了水平话语（horizontal discourse）和垂直话语（vertical discourse）两种形式，又将垂直话语进一步区分为等级知识结构和水平知识结构（Bernstein，1996）。Bernstein 将话语的水平形式描述为：

知识的形式通常表现为日常的、口头的或常识性的知识，（这些知识）具有一组特征：本地化、片段化、依赖语境、不言而喻、多层次，在不同的语境中常常相互矛盾，但在同一语境中则不会。

（Bernstein，1996：170-171）

与之相反，垂直话语有两个特征：垂直性和语法性。垂直性是指理论发展的方式，它可以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等级的，构成这种知识模式的结构可以以一种等级的形式组织，椎体结构的底部以更加具体的命题开始，向上发展为更普遍和抽象的原则，有效地整合在一个等级结构中。然而，一些知识基础具有水平的结构，由越来越多的专门化形式或越来越多的专门化话语构成，它们彼此之间互不相容。其中的一个例子可能就是教育领域。

这种知识形式的类型关注的是内在性，即话语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Bernstein 发展出一种更进一步的关系，试图将它关联至经验世界。一些知识基础“产生经验相关关系”的能力较弱（Moore 和Muller，2002），进而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其推进的能力较弱；而另一些则与经验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已经发展出一种强有力的语言来证实或证伪理论，因此具有更强的发展能力。(www.xing528.com)

虽然知识可能在研究场所以特定的方式形成，并对在教学场所传递的信息产生影响，但反过来，在该场所内的知识重构也会因包括国家干预在内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因此，某个专门职业的知识基础可能由一个较弱的水平结构组成，这种知识结构伴随着话语的增多；然而，国家的干预可能意味着其中一种话语被给予了超越另一种话语的特权地位。例如，Scott 等在专业博士课程中识别出了知识的四种模式（Scott 等，2004）：第一种是学科性，在这里，实践环境被理解为思考的来源，而非进行理论化的舞台；第二种是技术理性，相比于基于实践的知识，外部知识居于优先地位，因此实践者要采用在其他地方发展出的规则与做法；第三种是能力与性情，包括对某些技能和品质的教学，比如对实践进行反思与元反思的能力，这可以让实践者形成他们对自己在工作场所中所做事情的理解；第四种知识模式是批判反思性，在这里，学生—实践者批判性地反思他们所在机构的话语、道德规范和工作方式，目的是改变其运作方式。

最近，国家重新界定了它在专门职业中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它会通过其强大的权力，以牺牲学科的、能力与性情的或者批判反思的知识形式为代价，来支持技术理性这一形式。例如，英国政府已将用于在职培训的政府资金从大学（通过HEFCE^[2]的拨款安排）重新分配到教师发展局（Teacher Development Agency），并严格限定了哪些专业发展的课程类型可以得到承认。这进一步模糊了自由裁量与僵化式专门化之间的区别，此二者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要成功完成任务，在组织工作和推进工作的过程中，前者应加强自由裁量的程度，而后者应限制自由裁量的程度。

这三个场所之间的张力意味着，在实践中这些知识模式会以各种方式进行折中，这是通过适应与移植的过程实现的，因此混合形式的知识得到了发展。例如，一门学科可能已发生某些变化，它可被理解为一种实践活动，与实践环境有着清晰且明确的关系。其结果之一是在学术和实践环境之间建立了薄弱的边界。EngD与这一模式非常吻合。另外，一些形式的整合存在着较多问题，这些不同模式的知识之间存在张力。某种特定模式的知识可能很强大，并且可能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以至于它将其他模式的知识纳入本类。通过考察专业博士学位的发展，并将其视为在两个职业群体的专门化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的要素（虽然不是唯一要素），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两种不同的形成过程，以及这些专门化的知识体系的本质。其中第一个是工程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