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实践呈现方式的反思与实验室科学中的变迁

最后一部分的目的是对实验室科学中博士生实践的呈现进行批判性反思。一边是文献中提炼出的传统模式，这些文献努力将实践简化为一系列常见的、人们普遍认同的特点。另一边是案例叙事，力图更深入地研究实践，以“挖掘事物不甚明显的内涵”（Geertz，1973：26）。这里要讨论的不是哪一种呈现方式更好，而是将它们结合在一起能否激起学界讨论不断变化的博士教育实践。

传统模式的价值在于它们在不同背景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对博士生实践进行理论化的能力。叙事的优势则是通过提供“局内人”对当前发展的理解，来阐明博士生实践。我的观点是叙事的方式能够有效展示博士生实践中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这些在简化论者的研究路径中被掩盖了。本章试图展示分子生物学领域中的这一案例叙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拓展了传统的模式。我的目的在于深化对博士生实践的理解，故而也要考虑研究中可能存在的空白点和盲点（Gough，2002；Wagner，1993）。换言之，我是否选择性地删掉或弱化了某些方面，或是不小心忽略了一些内容？

在可能存在的研究空白点方面，教学实践构成了本章叙事的重要主题，不过也有一些其他的主题。例如，博士生实践与行业的关系，高校实验室与私有部门实验室的差别，以及涉及权力、性别等这些更广泛的议题。考虑行业关系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拥有改变博士生实践的可能。家鸡行业会和家禽基金会发挥的角色构成了行业参与科学研究的传统路径。鉴于这些机构提供了大量的外部资助，其影响力很大，但对教学实践和研究活动影响却相对较小。本案例中的行业联系是业已建立的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开始于20 多年前。然而，叙事中的一个细节之处仍值得注意，即资金直接拨给博士候选人而非实验室。另一点需要关注的是，两大行业机构合作行事，这一点体现在它们联合资助的项目中。(www.xing528.com)

本案例中行业资助的传统模式也可以从澳大利亚在20 世纪90 年代早期推出的另外两个相关的计划中看出——澳大利亚研究生行业奖学金（Australian Postgraduate Awards-Industry，APAIs）与合作研究中心（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s，CRCs）。这两个计划均由澳大利亚政府发起，旨在促进学界和行业的合作，具体目标是推动研究生在行业内的研究事业。对APAIs（Powles，1996）和CRCs（Harman，2002）的回顾梳理，以及我对科学领域的另一案例研究，都表明存在着另一种不同的模式，行业合作伙伴对研究和教学发挥着更积极的作用。

用于解释叙事案例的理论建构（见表9.2），也可能遮蔽了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的视角，使我忽略了其他可能性。例如，我个人对学习的社会理论及实践共同体的偏好，可能妨碍了我审视其他重要的要素。

一位评审者在阅读本章的初稿时曾指出，Jane、Trish、Scott 的观点之间有种“奇怪的呼应”。虽然评论者并未质疑资料的真实性，但这一评论促使我想到自己并未在访谈中探究这一点。访谈记录无法表明他们提前沟通过，但这不能排除我对这种可能性的探讨。另外被忽略的一点是导师可能会压榨博士生。Scott 说博士生在特伦特姆是“做不少工作但又可被牺牲掉的”，文献中偶尔也会谈到“强迫劳动”（slave labour）（Bard，1994：529），但我没向3 名受访者提出这个问题。一个原因是，我第一次与Jane 交谈时，她很积极，对于博士生实践也非常熟悉，受导师压榨不符合她的情况。回头来看，进一步追问3 位受访者可能会有些收获。也许这是日后研究的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