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项目读写危机：变迁导致新议程

我们认为，博士生教育政策和研究的变化引发了对写作的关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首要的并且也可能是最易察觉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政策将博士生教育的管理纳入经济效率的议程之中。政府和高校对博士生的低毕业率忧心忡忡，欧洲各国、澳大利亚及其他类似地区为促进博士生“及时毕业”而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对毕业率的关切进一步与相应的策略结合在一起，以避免公共监督错漏了对读写水平以及剽窃指控的关注，从本科生到研究生阶段都是如此。

其次，作为一种高级的资历证书，博士学位的规模增长与大众化，带来了博士候选人群体的多样化，并且博士生教育也日益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和导师并未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然而英语却是学术出版最常用的语言。虽然学术英语的主导地位及其他语言中智识资源的丢弃引起了一些复杂的问题，但写作必定成为学生运用不同的语言、文化与社会经济资源时会产生冲突的空间。

再次，对写作与日俱增的兴趣与国家各种各样的研究评估有关，这些评估旨在促使博士生在就读期间及毕业之后关注发表，并提高发表的成功率。除了面临按时毕业的压力，政府在全球的知识经济中渴求投资回报的最大化促使人们日渐关注发表率。作为回应，资金短缺的学部与学系也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为写作提供支持之上，他们将提高发表率视作一项直接的或长远来看有助于获取资金的策略。写作成为与博士生教育相关训练的一部分，这种转向受到了政策的影响（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2005）。

博士生教育应该让学生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参与研究文化，博士生的发表率低，这一直被认为是博士生教育质量与效率方面存在的问题（McGrail 等，2006）。Dinham 和Scott（2001）进行的两项国际调查证实了对发表提供支持的重要性，以便于增加博士候选人及毕业生的实际发表率。这些调查清晰地表明，如果学生得到导师帮助以及/或者他们所在高校对研究生发表拥有一以贯之的政策，那么他们更可能发表。

最后，学术工作中后现代的思想风潮对写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关写作与语言的后现代观点一直模糊了科学写作与其他写作形式之间的传统界限，这不仅使研究惯例和学科惯例成为问题，而且也挑战了“什么可被知晓，什么可被告知”、由谁以及对谁的基本内涵（Richardson，2000）。

写作方面的问题以及写作中的苦苦挣扎可被看作有效完成学业的障碍之一，这也是导致发表失败的原因之一。然而，旨在培养写作能力的资源历来缺乏，不断变化的实践以及成果产出对博士生的写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导师和博士项目开发人员也缺乏可资利用的教学知识。(www.xing528.com)

传统上，研究生很少系统地接受高水平的学术写作指导，至少英语世界里如此（Rose 和McClafferty，2001）。导师们在谈到其学术指导时，通常强调写作的重要性（Pare 等，即将出版）。然而，尽管用于导师“自学”的指南书籍与日俱增，有关博士生写作的研究也在不断增长，但对大多数导师来说，在教学关系中培养写作能力的资源仍然极其有限。

最近，以发表为目标的写作的主要举措包括通过发表获得博士学位等形式（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2005；Powell，2004）。新的博士学位，如基于实践的博士学位，也明确地提出了与写作体裁、读者以及导师能力有关的问题。这些举措表明，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这些问题与大学的研究生产力更明确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义博士生教育并解决写作与发表的问题。与此同时，人们对博士训练的日渐关注，也为将写作纳入训练体系提供了契机。例如下文我们对欧洲大学协会（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EUA）关于《欧洲知识社会的博士项目［（the report of doctoral programs for the European knowledge society）报告］》（见下文）的节选片段，列出了参与全球劳动力市场所需的科研训练形式，其中对于写作的重视一目了然。

● 核心研究技能的科学训练（研究方法和技术；研究管理；分析和传播；问题解决；科学写作与出版；英文的学术写作；科学伦理和知识产权意识等）。

● 可迁移（通用）的个人专业技能的训练（写作和交流技巧；建立网络与团队合作；物质/人力资源与财务管理；领导能力；时间管理；包括求职技巧等在内的职业生涯管理）。

博士生教育的变化包括政策驱动的结构变化、各学科中认识论取向上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教育大众化的影响，这些变化正在高等教育中不同层次的院校上演，其中在博士生教育经历的变化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这种政策层面自上而下的认识推动着人们重新评估对于博士生写作的认识，也促使人们去反思与更新博士生写作的教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