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科研训练政策的核心构想旨在使博士生教育为未来科研人员的培养提供短期训练,而非为个人发展、热爱学习、贡献原创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而进行的高层次教育。人们日益重视为潜在的未来雇主提供“他们想要的”(虽然很少有研究探讨这究竟是什么),并且人们也普遍认为,无论博士生教育如何改变,研究生都将会持续注册。与此同时,大学的资金短缺意味着它们不加反思地遵从重要付费者的心意,随着它们相互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大学也乐于招收额外的付费学生。
自1990 年以来,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似乎认为没有必要通过研究来证明改革的必要性,也没有必要对其新政策的影响进行监测和评估,除了零星的一些调查——这些调查选取了委员会认为应该首要了解的内容进行调查。与此类似,由高等教育研究院发起并基于澳大利亚模式的全国研究生研究经历调查(2006 年),以及QAA《培养规范》要求各大学进行的年度评估与毕业评估,都是证实性、列举性而非解释性的。由于这些数据与(高等)教育课程、教学和评估的一般研究相脱离,对这些数据的解释也都受到限制。
相关部门先后下达一系列指令,并且试图根据评审结果进行资助,其后果之一是:对于研究生院的一把手或学术组织内负责研究生事务的人而言,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管理工作。他们的大部分时间不得不用于确保所要求的课程准备就位,制定规章和编制其他文件,确保通过指导的书面记录、年度报告和咨询委员会以及向外部机构提交的报告来监测学生的学业进展情况。一些学系之前为了丰富博士生的学习经历而做的一些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也开始烟消云散。后来,学术组织也几乎没有时间去改革或适应其所处环境的要求,也没有时间进行调查研究以为己所用。
人们依旧认为研究生学习经历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导师的关系(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或他们与导师以及研究团队的关系(在自然科学领域)。因此,改善研究生学习经历的主要路径是对导师进行培训。如此一来,人们很少讨论学系/学部/学院、研究生院及更广泛的高等教育机构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它们可以为博士生的教育经历提供积极支持,而不仅仅是管理以及偶尔解决一些困难。
这一点似乎都被忽略了,因为所有学者/导师的工作负担都在持续加重,包括不断增多的博士生数量与额外指导的研究项目,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轻松地提供学生希望的实质性指导:
如果高级的精神活动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研究生而言,一个人在学习过程中所获得的关系(导师关系)可能比这种关系所承担的,或指向的、包括的内容更重要。
(Wright,2003:223,引自 Vygotsky)
忽略学系所能发挥的作用,其影响是严重的,因为参与学系的研究共同体是迈向更广泛的(学术性或应用性)研究共同体的一步。并且,假若学生感到自己是学系共同体的一员,并且这种感受能为学生提供激励,有助于加速其学业进展,那么在人们颇为关注博士生辍学和学业完成时间的情况下,忽视学系的角色也将是严重的不足之处。
这表明许多学术组织可以而且也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以帮助其研究生,尽管我们需要最新的经验研究来更全面地了解当前已有的支持、活动以及学生对这些条件的利用情况。不过,现有的有限文献也建议通过以下方式改善博士生的学习体验:
● 尽力提供更多的设施并做好相应管理工作;(www.xing528.com)
● 帮助学生组织多样化的同辈支持小组;
● 由在读生(为新生)提供指导(Henderson,1996);
● 监测学术网络对某些群体的非正式排斥,并给目前参与度最低的小组提供帮助;
● 鼓励学生建构学术网络,并帮助学生建立与其他教师(非导师)的联系;
● 为研究生提供参与教学的机会,或为他们提供短期或长期参与研究项目的机会;
● 强调个人(成年人)学习经历的复杂性、多样化和不可预知性,并在各种活动(课程、阅读小组、研讨会、职业社团等)中发展一套明确的教学话语,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学习有效性;
● 意识到家庭和雇主可以参与到博士生的学习过程,有可能的话让他们参与某些活动。
这些建议更多地基于研究生发展的视角而非近期的中央政策。这些建议希望能够保持并改进博士学习经历的教育要素。此外,受“学习处于某种社会情境”这一观点的启示,不少学者对广义的博士生教育教学法进行了论述(例如Boud和Lee,2005;Green,2005;Pearson 和Brew,2002),上述建议可以为他们的论述提供补充。这些学者都强调了研究学习环境做整体考虑的重要性,不应仅仅考虑导师、研究小组这些要素,还应考虑学习环境如何运转以及该如何塑造这种环境。但是,迄今为止,这些学者仅仅关注了前述学术组织所能发挥的全部潜在作用的部分要素而已。
关于教学法的文献也表明了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性,并考察学生个体如何在其“经历过的环境”中(物理的、虚拟的以及隐喻的)抓住并利用可获得的机会。每个学生有不同的处境,他们对“博士生是什么”“攻读博士学位应该做什么”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他们将在被提供的支持中选择适合自己的(Boud 和Lee,2005)。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是基于信息与理解而做出的一系列积极选择,而不是由于资源的不可得或缺乏支持与指导而被迫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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