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教育变迁：导师与学系设施的重要性

行政学术单位一般负责处理学生申请事宜并安排教职员工的工作任务，因而也要确保导师有时间指导研究生，无论他们招收了多少学生。

然而，学生申请工作并没有做得很好。在录取学生之前，学系可能并未对学生进行面试；学生在接受录取之前，也并没有被邀请到校并由在校生带领参观校园。他们给潜在研究生提供的教育指导也非常少，如果有的话（Houghton，2001）。此外，研究生辅导教师（tutor）可能对其同事的研究兴趣有一定了解，但一些学术单位非常随意地将学生分配给潜在的导师，至少过去是这样的：

我被告知三位可能导师的名字。我并未被介绍给他们，仅仅得知他们的名字而已。我四处溜达，登门向他们做自我介绍……

（Hockey，1994：184）

在研究生开启学业之后，各大学之间及其内部给他们提供的物质支持差异很大。在办公室有一席空间和基本的学术设施（工作台、实验室、材料、计算机、合适的软件和良好的图书馆）现被认为是研究委员会奖学金的必需条件。在某些情况下，学生可以获得设备完善的共用办公室或工作场所，这些场所位于学系内部。此外，他们还可以预约其他房间进行讨论或教学。他们还可能拥有指定的空间用于社交。然而，相对不好的大学，则难以提供上述条件。此外，若大学位于市区，空间和设施的成本可能较高（Hockey 和Allen-Collinson，2005）。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相当比例的学生可能对现有的设施设备深感失望（Chiang，2004；Gross 1994；Wright，2003）。来自欠发达国家的留学生对影印资料不足、问卷邮寄费用或实验室消耗品、电话的使用限制等问题尤为关注，因为收费或由他们自行提供这些费用意味着额外的支出（Deem 和 Brehony，2000）。此外，这些设施不仅由学术单位提供，并且也需要学术单位的人员进行管理，他们需要公平合理地协调诸如空间场地等物资的使用，并在出现冲突时进行一定的干预。这样，已有设施才能发挥最佳效用。(www.xing528.com)

能够使用设施也很重要，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博士生，当他们可以与同伴近距离地开展工作时，若他们可以张贴海报、传递信息，若他们偶尔与研究团队、教学或会议组织进行交流，他们也会感到更多地融入其学系（Humphrey 和McCarthy，1999）。那些在大学缺乏学习空间的人表达了更多对同伴讨论的需要，不过这些选择在图书馆或家里工作的人几乎未得到关注。这可能使高校尤其是城区内的高校成为走读学校，消解了共同体之感（Gross，1994）。

总的来说，全日制学生往往比非全日制学生对研究生的方方面面更为挑剔，可能因为对他们而言，攻读博士学位可能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他们离毕业越近，则越对自己在学术世界的未来和经济前景感到焦虑纠结（Acker 等，1994）。但众多在其他地方有工作和家庭责任的非全日制学生，却从大学设施中受益最少。他们在大学很少有固定的办公桌或使用其他设施的机会，也不怎么认识其他学生或教师（Acker，1999）。另外，他们还经常发现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开放时间很不友好（Dickinson 等，1997）。

前面提到的研究生“特殊”待遇的象征意义，尤其适用于各学科的留学生。许多留学生是他们国家的精英，通常有较高的身份地位、良好的生活条件并具有专门职责（以及有秘书和其他支持）。对他们来说，研究生学习的过程可能会中断他们职业生涯以及暂时（但时间却较漫长）降低其地位和权力，因此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住宿条件感到不满，并认为英国的大学对学生有道义上的或家长式的责任，他们不应承担太多。从管理的视角来看，这些人对英国大学的生活有着最“不切实际的想法”（Humphrey 和McCarthy，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