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教育的变迁：教授声音指导学业完成

11 月中旬的傍晚。彼时天色已黑，窗外雪花飘落，校园万籁俱寂，我们围坐在Paul 办公室的桌旁。Paul 是现任英文系主任，其研究兴趣是莎士比亚。他4年前才来到麦吉尔大学，相对来说算是个新人。Maggie 在麦吉尔大学工作了近20 年，曾经担任英文系主任并一直担任研究生督导（Graduate Director）。她的研究兴趣是文艺复兴，与Paul 的研究兴趣有重叠之处。Dorothy 现任研究生督导，她曾于1999—2002 年也担任过这一职位。她是一位中世纪专家，在麦吉尔大学工作的时长与Maggie 不相上下。基于这些学者的研究兴趣，我们可以看出传统英文学系研究的核心领域。（斜体的楷体字表示研究者对相关描述与陈述的评论，下文做同样处理，不再一一说明。）

我们问了几个问题，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进行了一场热情愉悦的聊天并讨论了一系列事情；我们在此将强调两个话题——它们代表了这一焦点团体关注的核心问题，一个是学校和社会对压缩学位完成时间所施加的压力，而这与成为学科成员需要一定时长的学科观念相冲突，另一个议题是关于吸引最优秀的学生。

对于学校日益强调4 年内完成博士学业而不考虑具体的学科差异，Maggie和Paul 表达了强烈的不满。Maggie 将此视为一种“危险的思维”。Paul 认为“大学对人文学科存在着深深的误解”，“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业”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应该是“完成学位所需的时间”。受访的三位学者均希望学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学业，但并不放弃“跟随其内心直觉”的机会（P）。“在一个相对风险较小的环境中做一些知识的探索，并不牺牲研究质量”（M）。大学的做法“真是令人沮丧，对艺术和人文领域的研究极为不利”。“为了拓展知识、推进学问，知识和思想的前沿探究都发生了些什么？”（D）这里反映出的问题是知识生产模式一与模式二的对比反差（Gibbons，2000），学者们所秉持的是更为传统的学术知识观，而非看重社会效用的知识观（Golde 和Walker，2006）。

此外，还有更大、更长远的隐患：“消极影响将传递到下一代学者，我认为这方面并没有得到充分考虑……也未得到理解。行政管理部门似乎并不关心（这些政策）对某些领域所带来的潜在的长期影响，例如那些可能需要实地调研或耗时的档案研究的领域”（M）。“被告知将要花多长时间意味着要做出一些选择……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在那些可以决定未来学术方向的讨论中，我们学科应该得到充分的考虑。”（M）“需要为此发声。”（P）尽管20 年来，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一直在讨论学科性质以及博士教育的目的（Delbanco，2000），但这些并没有在英文学科之外引发人们的讨论（Graff，2006）。因此，高校很少意识到不同学科对博士生期望的差异。(www.xing528.com)

当被问到英文学科是否讨论了这些问题时，Maggie 和Paul 指出各英文系在争夺最优秀的学生。“我参加了一次英文系系主任会议……大家提到了优秀生的问题（指那些已获资助委员会奖学金的学生）——因为各系竞相争取这些学生……一位来自×大学很不错的系主任说‘也许我们应该暂停’，我们都看着他且回答说：‘好主意！但是我们不打算这样做。’……其中的原因，我们心知肚明……因为这样做将使我们处于劣势……”（P）“那正是你一直在努力且与之竞争的事情……”（M）“我们不仅想要吸引来自加拿大的最优秀的学生，还包括美国和欧洲等地区的学生，所以我们想尽己所能地把他们带到这里来……”（P）“通常而言，这意味着金钱。”（M）全球高等教育日益激烈的竞争（如欧洲的《博洛尼亚宣言》）所带来的挑战，意味着找到“保持优势”的途径。各学系提供的有吸引力的奖助计划，是影响很多学生选定就读项目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总体而言，这些问题代表了对学科未来及学科掌舵人的担忧。它们也主要表现为与学校以及资助委员会的期待之间的摩擦，而博士项目之间的竞争似乎限制了集体行动。他们没有提及学科性质的变化如何影响着博士生，尽管Graff 和Lunsford 指出，英文学科不同寻常的变化既引起了英文博士生教育的压力，也成为其调整的动力（Graff，2006；Lunsford，2006）。接下来，我们转向学生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