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教育变迁：塑造高级知识工作者

随着知识生产的变化，博士生培养的目的和目标、通过博士生训练所培养的毕业生类型也发生了变化。政策日益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去理解、资助和管理博士生。这意味着博士生教育要培养新型的学生。从传统知识共同体理念来看，新博士生是具有不同的技能、能力、性格、身份与关系的“知识工作者”。那么，这些新的博士是怎样的人？什么环境和实践活动能产出这种新博士？我们对这些实践有多少了解？

知识生产的重心从学科封闭式体系向后学科、跨学科（trans-disciplinary）和超学科（extra-disciplinary）的开放式体系转变，大学、职业和产业之间的联系也发生了变化，政策和资助制度的改变也催生了大学与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随着上述情况的发生，（所需要的）新技能与新能力也随之出现。学科训练与可迁移的、灵活的“软技能”和性情紧密配合，例如沟通技能与问题解决能力。近期政策文本所提出的博士生能力和素质印证了这些品质，可归结为以下几项：

灵活的和多元的技能，保持开放的学习态度。他们必须适应由全球化进程以及信息与通信革命所塑造的工作环境。他们必须最低限度地懂得信息技术。这些所需的技能被描述为“软技能”，并且是知识密集型的技能，诸如与问题解决、协同工作、领导能力及知识应用相关的技能。

（Usher，2002：145）(www.xing528.com)

面对不断加剧的环境变化，国家和地区政府、部门和大学系统的应对方式是根据指标所涉及的成果产出与特征来培养博士生（如SEEC，2003）。政策条款中已经出现一套“博士生的描述指标”，试图捕捉知识产出的特征以及经由培养过程与实践而在博士生身上形成的品质。博士生培养正在通过这些方式被重新定位，不再像过去一样仅仅强调学位论文这种形式的“产品”并将其作为博士学习期间唯一的测量结果，而是更加明确地趋向于将博士生作为博士生训练的“认知主体”。博士生需要成为某种特定的认知者及某种特定的自我：具有研究能力，具有反思性和灵活性，既具备一般知识和能力，又具备学科或专门领域的知识和能力（Lee，2005）。这些反过来成为导师、学生以及学位项目设立者与管理者“自我塑造的脚本”（Foucault，1985）。

与此同时，新型博士项目也表明大学以及大学系统正在转向新型知识、新的合作关系与新的研究实践，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们正在远离传统上潜在的理念，传统上博士生是作为未来的学者接受训练的。尽管依然有强烈的需求要将博士培养为未来学者，即“学科守门人”（Golde 和Walker，2006），以及将博士生培养为下一代学生的教师，但当前以及兴起的博士生教育实践却日益卷入为学术界之外培养人才的事业中。例如，美国最近的研究表明，接受调查的美国博士毕业生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从事学术职业（Wulff 等，2004）。

总而言之，博士生培养定位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很多转变，与过去的学徒制形式以及对学科知识、学科的生产模式与学科文化的适应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这些传统的实践正在逐渐被生产新研究者和认知者的新实践所渗透和彻底改变，在新实践中，态度、能力、性情与专门技术和知识一样重要。我们可以从例如Wulff等所做的毕业生去向的调查研究（Wulff 等，2004），通过新型“博士项目群簇”（families of doctorates）的出现（Park，2007）以及大学和不同合作者之间新关系的出现来查探到这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