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干：商水县革命老区的早期共产党员

李子干，乳名李牛，名良栋，字子干，化名胡馨庵。商水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商水县谭庄镇三李家村人，1907年农历十月九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全家世代务农。子干出生后，全家对这个唯一的男孩爱如掌上明珠，一个大字不识的父亲就以“牛”为子干起了名字。

由于缺少文化，常受人欺负，父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多读些书，有个远大前程。八岁那年，便送到本村私塾读书。入学那天，老师觉得李牛这个名字太俗太土气，不能入大雅之堂，就给重新起了名字——李良栋，寓意将来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并立即裁了个字，叫“子干”。

子干从记事到懂事的十几年中，当时的中国外有列强的欺凌，内有军阀混战，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兵匪一家，沆瀣一气，你来我往，杀烧淫掠。加之官吏的压榨掠夺，哪有百姓的活路？一遇荒年暴月，许多人鬻儿卖女，外出逃荒。而那些豪绅地主，不劳而获，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种社会不公、贫富尖锐对立的现象，在子干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后，由于家境贫寒，子干无法继续上学。但他不甘心就此沉沦下去，于1929年春组织了四个伙伴，在本村庙内自学，并于当年秋，考入青年村公学师范部。

青年村公学是民主进步人士王拱璧先生创办的，共产党员李子纯、马腾霞、刘济生等先后被聘来校任教，并在学校秘密开展工作，发展组织。子干把这些教师看作自己的良师益友，除向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外，还接受了反帝爱国思想以及社会革命的道理，并在马腾霞等教师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和斗争。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考验，子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念大大增强，思想觉悟一天天提高。他立志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革命道路，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1930年10月5日晚上，李子干、吕昆吾、李风章和胡彦芳四人，经马腾霞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晚，在校园内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竹园寺”暴动失败后，李子干经本村李敬辰先生介绍到楚庄（原属西华，后归商水，现归郾城）教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到处掀起了抗日怒潮，而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而不顾，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下，以百万大军疯狂地围攻我红色革命根据地，在白区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一切爱国抗日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35年4月3日（农历三月初一），它将魔爪终于伸向了李子干同志的头上。

那日天气照例阴沉沉的，还吹着呼呼的北风。正当李子干在班内兴致勃勃地给孩子们讲故事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党的地下交通员马德山（子干曾和他在夜里见过两次面）领着两个戴着礼帽、穿着长衫的男子来到他的办公室。他得知后立即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心想，我们党的纪律规定都是单线联系，为什么值此形势紧张之际，竟然白天来见我，而且还是三个人？子干立即镇静下来，从其中两人礼帽长衫的打扮，他断定马德山叛变了，这两人必定是特务无疑。见面后，一个留小胡子的家伙皮笑肉不笑地自我介绍：“我们是来察学的，先生姓胡吧？”子干还没来得及回答，马德山就抢着说：“这就是胡馨庵！”（胡馨庵是李子干的化名，马德山仅知其化名）子干若无其事地回答：“我姓李，你们找错人了吧？”小胡子注视一下马德山，马德山指着子干一口咬定：“不论你姓啥叫啥，胡馨庵就是你，正牌的共产党员。”“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你们应该问清楚。”子干理直气壮地说，“既然是来察学的，连教师姓名也不知道，岂不是怪事？”小胡子目不转眼地盯着子干说：“姓李也好，姓胡也罢，你跟我们到归村（归村是当时周漯公路上的一个重镇）去一趟好吧！”说着向同伙递了个眼色，二人同时掏出手枪，对着子干厉声说：“愿走也得走，不愿走也得走！”便把子干推出了房门，硬逼着走出了学校大门。

当走到离学校约一里路的东岳庙前时，迎面碰到一位叫老结的中年农民背着粪篮拾粪，于是子干示意他回村里报信。这时路旁停着一辆人力车，两个特务强逼着子干坐在车子上。走到楚庄南地时，迎面来了几个河状寨的农民，子干见机行事，趁给他们打招呼的机会出其不意地跳下车，窜出人群，向田地里跑去，边跑边喊：“这是土匪，拉票的，打呀！”一个坏家伙照着子干砰砰就是几枪，子干不顾一切，弯弯曲曲朝前跑去。这时，楚庄的群众手执长枪、大刀、长矛、棍棒等武器，呐喊着追了上来，穆庄、杨庄的群众也追了上来，柏庄的群众端着枪拦住了去路，对着三个坏家伙高喊：“缴枪不打人，举起手来！”由于人多势众，两个特务被迫撂下武器，三人都举起了手。于是，大家蜂拥而上，一阵乱打之后，扭住胳膊潮水般地往东岳庙涌去。

大家将三个坏蛋绑在庙内的柱子上，棍棒、拳头劈头盖脸地乱打，三个坏蛋杀猪般地嚎叫着，并大爷长大爷短地乞求饶命。群众何俊山、穆雨生从高个子身上搜出两张纸，子干夺过一看，一张是叛徒马德山供出的我地下党员名单，共18人，其中第一人就是胡馨庵（子干的化名）。子干向大家说：“这是土匪拉票的黑名单！”说着撕得粉碎。另一张被保长的儿子楚松寿接去念了起来：“今有我局特派员徐风山、鲍乃彬二人，前往河南清查异党活动，希各地军警及有关部门，给予协助。”子干抢前一步，见上面还盖着“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官印。楚松寿说：“李老师，这是证件吧？”“这些土匪什么假证件都能弄到手，你看，这分明是黑压红，是假的！”子干用肯定的语气回答，边说边把证件撕得粉碎撒了一地。接着，在子干的鼓动启发下，村民们在沙河滩上处决了三个坏蛋。

子干回到学校，长出了一口气，心中顿时轻松了许多，觉得叛徒和特务一死，又销毁了叛徒供出的黑名单，一切证据都没有了，党的组织和同志们的性命保住了。至于自己，不难想象，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更加残酷的斗争很可能马上就要到来。经过深虑，为了不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他决定继续留下来，天塌下来由他一人顶住，任凭粉身碎骨，也不能做违背人民利益的事。

时隔一日（4月5日），正逢村西六里地的宋庙大会，楚庄人大多逛庙会去了。约近九点钟，国民党西华县和郾城县的数百名武装把楚庄围得水泄不通，村头、街口架起了机枪。顿时，人唤、马嘶、狗叫和着砰砰的撞门声，使整个楚庄都翻腾起来。有人还刺耳地大声吆喝：“喂！楚庄百姓听着，我们是抓共产党的，谁家窝藏有共产党，如果不交出来，一律同罪……”听到吆喝声，发堂的母亲要子干赶快藏起来（为安全起见，此时李子干住在学生楚发堂家），子干果断地拒绝了。说话间，三个士兵端着枪破门而入，咋唬说：“老乡，你家藏有共产党吗？”发堂的母亲还没来得及回答，子干从屋内挺身而出：“找共产党，这里没有，找教师，我就是！”三个士兵便把子干押到学校里，有几个群众已被绑在那里，子干向一个束武装带的头头说：“事情因我而起，冤有头，债有主，一切由我一人负责，应该放他们回去。”结果，在押往西华县城时，只留下子干和保长的儿子楚松寿，其余的人全释放了。一路上，子干暗暗下定决心，即使被敌人剁成肉丸子，也不能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只要有组织在，有同志在，革命事业就一定能够胜利。

国民党监狱中的惨象令人目不忍睹，饥饿、寒冷、臭虫、虱子时时伴随着每一个人，生了病不给看，横竖死个人还不如一条狗。国民党政府中，上下都是唯利是图，唯钱是命，犯人没钱给看守，病了哼一声就得挨鞭子。进入西华监狱的第五天，李子干和楚松寿戴着镣铐被带到戒备森严的法庭接受审讯。

“你认识胡馨庵吗？”法官问子干。

“根本不认识。”子干毫不犹豫地回答。

“你和胡馨庵一点关系也没有吗？”

“连认识也谈不到，会有什么关系？”(www.xing528.com)

“那么杀死政府派去的工作人员是为什么？”

“杀的是正在绑票的土匪，杀土匪还会犯罪吗？”子干反问了一句。

问不出结果，法官咆哮着施起淫威来。一阵压杠子，子干头一懵，便失去了知觉，苏醒后又压，反复三次，他们仍然得不到胡馨庵的下落。

再一次受审，法官仍威逼子干承认与胡馨庵有关系，子干坚决不承认，他们用烧红的烙铁烙子干的大腿，子干大喊一声 “冤枉”，便不省人事了。

由于被群众处死的两名特务系国民党中统局直接派来的，根子粗，源头大，小小的县令不敢随便对子干二人做出处理，便于农历四月底，把他们解往开封绥靖公署。半个月后开庭审讯，子干被皮鞭抽得死去活来，但他仍咬着牙关坚持了下来。

为使自己能够经受起艰苦环境的考验，有一个健壮的身体，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和战斗，子干坚持每天做一阵体操。由于身体虚弱，一次出了满身大汗后躺在湿地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头痛发烧。第二天为了用“汗解法”解除病痛，子干支撑着身子继续锻炼，直至出汗。谁知夜间又受了凉，这一来，转成伤寒，先是高烧不止，接着寒来热往，后又大汗不止，不几天工夫，已是形容枯槁。

农历七月初，子干伤寒病初愈，瘦骨嶙峋，步履维艰。此时他和楚松寿又被装进木笼，抬上火车，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

到达南京，押入囚室，已是深更半夜，在昏惨惨的灯光下，和先他而至的两位难友挤在稻草铺上睡了一夜。

五天以后，子干被押上审判庭，法官未问几句，照例是动刑逼供，子干仍和以前一样回答。法官根据县、省上报的案情资料，旧调重弹了一番，就把子干押到另一个大号囚室里，将他和楚松寿隔离开来。

九月，在南京军事法庭上，李子干以和胡馨庵有勾结，系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2年，关进了南京水西门外国民党陆军监狱。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了停止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一致抗日的协定。协定签订后，国民党迟迟不予履行释放政治犯的协定。为了促使国民党尽快履行协定，1937年春，在狱中地下党组织领导下，难友们开展了全面的绝食斗争。斗争进行到第三天，国民党政府迫于无奈，释放了全部政治犯，李子干和难友们洒泪而别，回到了家乡。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全国人民纷纷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1938年春，中共豫东特委派王子英到砖桥一带工作。王子英来到砖桥后，他首先与张学陆、李子干等人取得联系，4月间又派李子干去西华县委举办的“党训班”学习。结业后，李子干同西华县委增派的张吉甫、索应甫、党国华（女）等一起回到砖桥一带开展工作。5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建立了中共沙南区委（后改为沙南工委），李子干任民运委员。

1939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又掀起反共高潮。迫于形势，沙南工委从砖桥转移到回墓村。经组织决定，李子干、张学陆等去皖北涡阳县彭雪枫部报到，另行分配工作。1940年2月，李子干等人到达涡阳县新兴集新四军联络站，由联络站介绍李子干担任涡阳县委宣传部长，以龙山集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主抓已经瘫痪的地下党组织。但时隔不久，国民党骑二军何柱国率所部进驻涡阳，占据龙山集，将通往我军的北部通道全部封锁。李子干在学生的掩护下，赶到涡阳找新四军联络站，联络站也已转移。此时学校停办，工作又无法开展，子干在一位校董家停留20余天等待消息，一直与组织联系不上，便于7月潜回家乡。

1945年元月，根据党中央向河南敌占区进军的指示，冀鲁豫军区派老八团挺进豫中，并于5月建立了郾上西商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县委书记赵舒天同志派李子干任华陂区区长。为了及时掌握敌情，由孙占远同志负责，在庞墩、归村、小军李、邵庄、三李家、碱场、砖桥等村建立了情报站，李子干参加了三李家村地下情报站的工作，负责监视敌伪朱占标、朱芳林的活动。1947年5月至1948年，子干继续担任我郾商西县地下情报员，搜集敌人活动情况，负责购买枪支弹药，支援我地方武装。

1948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我地方乡村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经郾商西县委决定，子干同志出来公开工作，被任命为巴村区副区长。1949年2月，郾商西县与商水县合并为商水县，子干又调任一区副区长。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至1954年任商水县建设科副科长；1954年至1957年任商水县农林局副局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先后在固墙、姚集公社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被停职。粉碎“四人帮”后得以复职，任商水县林业局副局长。1980年，响应党的号召离职休养。1996年10月31日凌晨10分，因病去世，享年九十岁。

子干同志作为商水县入党最早的一位老共产党员，始终忠于党的事业，他工作务实，作风严谨，对工作满腔热忱，对事业高度负责，淡泊名利，埋头苦干，呕心沥血，历尽艰辛而不悔，为商水县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襟怀坦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文化大革命”整过自己的人，从不计前嫌，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和高尚品德。李子干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环境下，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作为全县参加革命最早的一名老党员，他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坚持原则，深受全县人民的尊重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