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办特区再飞跃

在前文中，我们说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曾在一段时期内奉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左倾”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致造成十年“文革”的浩劫。在经济上闭门造车，生产力水平被大大束缚住了。

“小渔村”—改革开放前的深圳景像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建国近三十年过去了，有着而立之年的中国大陆不但没能赶英超美，而是差距愈加明显，就连当时的东南沿海亦是如此。广东省汕头市曾经是中国南部一个对外开放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解放初期商业很繁荣，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三十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高楼大厦林立，经济一片繁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回到故乡汕头，看到汕头贫穷落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汕头现在比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

由于当时的广东省与一河之隔的香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致当时深圳及周边地区逃港成风，有人甚至组建起了收尸队，专为逃港不成而淹死在深圳河的不幸者收尸。这些悲剧故事和当时国内资源稀缺、资金严重不足、经济疲软、生活物质匮乏息息相关。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对外开放势在必行。1977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是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修修补补，还是“另起炉灶”？中国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参照，更不可能照搬其他国家的做法，只能根据国情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前进。

1979年春，广东省委在北京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向中央提出在蛇口创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这一构想迎合了邓小平找钥匙的改革开放思路，他当即表示，“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

与此同时，福建省委也根据自身战略优势提出创办出口加工区的请求。1979年7月，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共中央下发了文件，同意广东、福建两省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决定在该两省创办特区。紧接着，一个专门负责国家对外开放的工作机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在国务院挂牌成立，负责协调特区建设具体事务，并研究特区经济政策和管理条例制定。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经过十三次易稿反复论证，最终关于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构想获得通过，与此同时，该会议还批准公布了国务院就广东建特区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的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了。

经济特区是世界自由港区的主要形式之一。以减免关税等优惠措施为手段，通过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以达到促进特区所在国经济技术发展的目的。

■片段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特区是最早学习和实践市场经济的“试验场”。在成立之初，中央明确提出：特区主要实行市场调节。蛇口工业区的建设就最先采用了市场化的办法。1979年创办时，中央给了招商局向外资银行借贷的权力。蛇口建设主要靠引进外资，第一批资金就是从香港银行借来的。

资金来源的市场化决定了运行的市场化。首先是在工程建设方面，他们按照出资方的要求，学习香港的做法，发包工程采取投标和订合同，解决了过去通过行政指定施工队，经常拖延工期的恶习。

（选自《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第374页）

但在当时却有人认为经济特区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飞地”，有人在火车站打着坚决抵制沿海资本主义的横幅，更有甚者将类似的标语挂在火车头全国宣传。为此，邓小平说，我们不争，先试着干，一争时间就浪费了。

要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终转化为市场经济，首先要对旧的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原有的意识形态禁锢着许许多多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有些人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长期以来小农经济思想十分浓厚，存在着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思想倾向。这种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观念和小农意识，使人们对计划经济产生了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尤其是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政策，传承了中国封建社会“均田”“均富”“均贫”的“大同世界”思想。而在当时，均衡发展实则为一起贫穷、一齐受苦。

因此，这种背景下的“深圳实验”必然是一场严酷的斗争，一个新旧体制生死较量的战场。为了在理论上解决这类问题，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动后富理论，强调“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这样不均衡发展战略为经济特区先行一步作了理论上的解释，亦为未来最终共同富裕的均衡发展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片断四：“杀出一条血路”，创办经济特区

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邓小平同志在不同场合还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选自《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第87页）

小平同志在确定建立经济特区时才满怀深情地发出了“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指令。事实也正是这样，后来深圳的每一项重大改革都遭受旧势力、旧观念的责难和非议，“资本主义复辟”的攻击在很长时期内不绝于耳，深圳的干部和走在前列的同志们都冒着丢掉乌纱帽甚至掉脑袋的危险。只是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坚决支持下，在广东和深圳领导干部充分发挥“政治勇气、创新精神、务实作风和知识眼界”，尤其是充分发挥了这些领导人特有的“变通智慧”，才化解了一次又一次危机。

1984年，邓小平赴深圳听取深圳市长梁湘的工作汇报。梁湘谈到，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很快，特别是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跃上7.2亿元……比建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增长了10倍。

（选自《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第148页）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的南方谈话，澄清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因为社会主义中国之经济主体是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私有资本的非主体地位的存在不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资本主义的东西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就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后来邓小平通俗地解释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他还说道：“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987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指出：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这是邓小平同志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我国特区所做的历史评价和结论。

（选自《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第157页）

深南大道今昔对比图（电脑合成图，左图摄于1983年，右图摄于2006年）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由于资源匮乏、思想认识局限、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中国对外开放起步相当艰难。正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以他们的胆识和智慧，勇于突破桎梏，改革开放，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历史潮流，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