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识中华：一探实证奥秘

从史料的角度入手阅读历史书籍，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以下我们通过本书中具体片断的解读，带你一探史料实证的奥秘。

■片断一：关注史料类型

任何历史的叙述都离不开各种类型的史料，这些史料从哪里来，是我们阅读时首先要关注的。

先看第一项，关于禁烟。

弛禁的主张，酝酿于鸦片走私最为严重的广东。一些见鸦片屡禁不止的官僚士子，为遏制白银外流，企图以合法进口征税、内地种植替代的方法，对付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上奏试探，未果。1836年，曾任广东按察使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正式出奏，又未行。除此两起外，我们在清官方文书中找不到其他主张弛禁的言论，可见持此论者，只是少数忧虑时政的官员，并未形成清王朝内部的所谓“弛禁派”。

时下流行的许多鸦片战争史的论著认为，大量侵吞鸦片贿赂的官僚集团是弛禁论的鼓动者和支持者。我以为，此说既缺乏史料依据，又与事理相悖。因为，一旦实行弛禁，鸦片便成为合法商品，贩卖者即可不必行贿。对这些贪官来说，保持现状，即明禁暗不禁，才是最为有利的。弛禁论有利于国内外大大小小的鸦片贩子，但对贪官的利益却是一种冲击。

从各类史料来看，我们找不到琦善有关弛禁的言论；又因为清王朝内部似无“弛禁派”，称琦善是弛禁派首领，也无从谈起。

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主张严禁，道光帝下令各省将军督抚议奏。琦善表示同意严禁。此后，根据道光帝的谕令，他在天津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查烟活动，1838年8月至11月，共起获烟土15万余两。这一数字仅低于由邓廷桢主政的广东（26万余两），而高于林则徐主政的湖北（2万余两），居全国第二位。最近的研究也已证明，促使道光帝下令严禁鸦片的，不是林则徐，而是琦善。

鸦片（本图引自法国《广东纪录报》，1839年5月28日）

由此可见，琦善在禁烟活动中有着出众的表现。这虽然不能证明他是强烈主张严禁的官员，但足以否认其弛禁的罪名。

（选自《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2—14页）

以上内容显示，为了考证琦善“弛禁”的罪名，作者运用了清朝官员的奏折、道光帝的谕令，以及时下流行的论著和研究等各类史料。其中官员的奏折、皇帝的谕令，是当时当事人所写所留，相对于研究鸦片战争的历史来说，是最为原始的史料，也是后人还原这段历史最为直接的证据。用这些史料来解释鸦片战争中琦善的所作所为，无疑是最为有力的。而这些最有价值的原始史料，绝大部分是茅海建先生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甄别遴选出来的。本书中还有当时英国方面当事人的照会、信件、战记等原始史料，来自英国档案馆。因此，静心阅读档案馆中的相关档案，是著史者的基本功之一，也是阅读历史书籍时阅读者时刻要关心的，更是你所阅读的这本历史书籍是否有较高价值之所在。

本片断中，除了直接的原始史料外，还用了“时下流行的许多鸦片战争史的论著”以及“最近的研究”。这些近人论著和研究，是后人对鸦片战争的研究所得，属于非原始的史料，相对鸦片战争史的研究来说，也是间接的史料。间接的史料在著史时只能作为旁证，而且需要我们具体地考证分析。比如，作者针对时下论著的观点“大量侵吞鸦片贿赂的官僚集团是弛禁论的鼓动者和支持者”，从史料依据和事理分析两方面进行了辩驳，从批驳的角度看，有力地支持了自己的历史观点。这些后人所撰的间接史料，往往是我们从专家、学者的著作、论文中挖掘而来，是否可信，能否用于佐证，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辨别考证。

因此，史料实证的第一个奥秘是，辨别书中的史料类型，关注原始史料的直接使用情况。因为，相对研究内容来说，原始直接的史料价值，一般高于非原始的间接史料。

■片断二：辨别史料价值

解释历史的各类史料，需要我们一一辨别，再运用于历史解释。一般来说，我们需要从史料的来源、陈述的细节等方面来辨别史料在解释历史方面的价值。

义律的要求虽未得到满足，但双方的交战却又停顿了几天。

在这段时间内，杨芳又做了什么呢？一私家记载称：杨芳到广州后，“终日唯购钟表洋货为事，夜则买俏童取乐，甚而姚巡捕等将女子薙发，装跟班送进……”该记录又称：杨侯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然尚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

关于此中“购买马桶御炮”的情节，另一私家记载说杨芳认为英军取胜，“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以当时人视为最不洁的妇女溺器，迎敌“邪教善术”的“蛮夷”，即所谓以邪制邪的法术。这种方法是否采用，还不能得到证实，因为该记载提到“出征乌涌”，即在乌涌作战采用，而早在杨芳到达前，乌涌已为英军所据。但是，从“马桶”“草人”“道场”“鬼神”背后表现出来的杨芳对西方利器的不解，我想应当是属实的。

据林则徐日记，杨芳的到来似乎使他情绪大变。从3月5日至18日，或杨芳来拜，或林拜杨芳，短短的14天内，见面就有11次之多。3月19日，因局势紧急，很可能杨芳认为如此来来往往，仍有不便商及之处，干脆搬到林则徐的寓所，同住了8天。3月26日，杨芳另迁寓所，但与林的交往仍十分密切。由于林则徐在日记中记得过于简略，我们不知道林、杨商议的内容，但杨芳的各种行动，林则徐应当是知情者。

据杨芳的奏折，他到任后立即部署兵勇防守省城，并往省城之东的东盛寺和省城西南的凤凰岗各派兵1 000名驻守。他还在省河上构筑塞河木排，排上安放木桶（不知是否即为民间传说的马桶），内储毒药桐油，准备火攻。英方的记载称清方大作战备，也证实了杨芳的说法。除此之外，广东当局还于3月10日发给美国商船准许入港贸易的红牌，以离间英、美，坐收“以夷制夷”之效。而义律闻讯，于当日宣布封锁广州，既然不让英国人做生意，那么谁也做不成！(www.xing528.com)

（选自《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修订本）》，第250—252页）

本段叙述中的“私家记载”，应属于民间野史。虽然两则野史资料佐证杨芳在广州的战局中运用了“以邪制邪的法术”，但是结论仍然需要进一步地辨别。一方面，同类型的史料降低了证明的力度，另一方面民间野史往往掺杂了民间叙述者的情绪和民间的臆想传说等，是否采用，还需要进一步地证实。从私家记载的内容细节看，该记载提到在乌涌作战采用“以邪制邪的法术”，但根据早在杨芳到达前乌涌已为英军所据的基本史实，可知私家记载类史料有很大的不可靠性。但是，不可靠的史料中，一些具象如“马桶”“草人”“道场”“鬼神”等细节，却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当时杨芳根本不了解西方利器的这一史实。

为了进一步考证杨芳在此期间的行踪，作者运用了林则徐日记、杨芳的奏折、英方的记载等来解释。日记这一史料也属于私人记载，记录的是当天发生的事情，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反映了作者对人对事的真实看法，由此，日记历来被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特别其中原本写给自己看的日记，反映了作者真实想法的，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当然，也有少数被作者当作“著作”来写的日记，是为了供他人阅读，或准备身后发表，这类日记使用时要小心谨慎，需要与档案、书信、回忆录等其他史料互相参照比较。但日记造假的难度比较大，特别是连续几年、几十年的日记，前后很难一致，容易辨别其内容的漏洞。如果作者是某方面的重要人物，记下了他所掌握而一般人不知道或难知其详的种种情况，则这种日记仍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显然，林则徐的日记属于这种类型。

因此，史料实证的第二个奥秘是，从史料的来源、细节等方面辨别各类史料的解释历史的价值。对史料的史学价值的清晰认知，是我们进一步判断历史解释是否合理的可靠保证。

■片断三：运用互证之法

选择恰当的视角，运用各类史料相互印证，是解释历史的基本方法。在史实重建、历史解释的背后，往往隐含着写作者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

1842年7月21日，英军攻城。此次行动主要由英陆军承担，共4个旅6 905人，此外还有数百名海军人员。就兵力而言，英军处于绝对优势。

与驻守城外的齐慎的怯懦相反，海龄率领的镇江城内1 600名八旗兵的顽强抵抗，就连敌手也无不称道。英军第二旅于城东北登陆后，便遭到守军的炮击，用云梯攻城时，清兵与之激战，直至城北的城墙被轰塌一大段，手持劣势兵器的清方勇士们仍利用各种有利地形节节抵抗。进攻西门的英军第一旅最初受阻，只得转攻南门。而配合陆军驶入运河的英海军小船在西门一带遭城墙上的清军火炮、抬炮的轰击，损失惨重，狼狈退出，于是便再次组织由300名水手组成的船队强行突入，用炸药轰开西门。尽管英军最后从城北、城西、城南三个方向突入城内，但守城的八旗兵仍未溃逃，而是坚持巷战，许多人流至最后一滴血。入夜了，而镇江城内仍火光不息，枪声不断……

镇江是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击诸要点设防最为薄弱的，而镇江之战却是鸦片战争诸战斗中抵抗最为激烈的。英军投入的兵力最多，但没想到，遭到的损失也最大，共有39人毙命，130人受伤，还有3人失踪。这一数字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并不惊人，但相当于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英军伤亡的总和！

镇江之战示意图

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轻敌。战前的侦察使他们误以为可以兵不血刃地入据该城，一如先前进占宁波、宝山和上海。这种自信使他们自负地决定将获胜的荣誉完全交予陆军，就像海军在吴淞独享战功一样。镇江濒临长江，英军的舰炮完全可以将炮弹射入城内，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仅有个别战舰在掩护登陆时开过几炮。鸦片战争中先前各次战斗清军主要是被英军舰炮轰走的或吓跑的，而此次城外清军齐慎部也因遭英陆军火炮轰击而溃，但城内清军因未受重炮轰击，仅与敌手持火器或小型火炮交战，故能坚持长时间的抵抗。

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八旗兵的坚强抗击。如同乍浦一样，除青州兵400名外，1 185名京口驻防八旗，已于此驻扎了近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故能顽强、奋勇和拼死。由此我们又可理所当然地得出另一结论，只有士兵们、民众们意识到家与国的利益的一致性时，才会在民族战争中视死如归。据耆英战后的调查，清军此次战斗的伤亡为：

其中京口、青州八旗的伤亡为30%，而湖北、四川、河南、江西绿营即由齐慎等统率的援军，相比八旗兵，其伤亡微不足道，仅为1.6%。道光帝见此大为感叹，朱批曰：

不愧朕之满洲官兵，深堪悯恻！

镇江之战的作战经过，我参阅了下列资料：一、清方奏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648—649、676—679、689—690、699—700、709、722、731页；第6册，第225—227页。二、英方记录，郭富致殖民部国务大臣1842年7月25日，Chinese Repository，vol.12，pp.346—352；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利洛：《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奥塞隆尼：《对华作战记》；穆瑞：《对华战役记》；康宁加木：《鸦片战争—在华作战回忆录》，中译本见《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期，第301—309页。三、民间记载：《出围城记》、《京口债城记》、《草间日记》、《壬寅闻见纪略》，见《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道光英舰破镇江记》，见《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选自第441—443页，其他注释略）

镇江设防虽最为薄弱，但英军却遭到了清军守城兵的顽强抵抗，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诸多战斗中抵抗最为激烈的。作者参阅了清方的奏折，英方的战记、回忆录等记录，以及民间的记载，以多方的、不同类型的史料，经过相互印证，重建了镇江之战的战斗过程。作者又通过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诸战斗之间损失的比较，增强了对这场最后一战的历史意义的认知。

茅海建先生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从中、英双方的军事战略、军事战术、作战心理、战斗结果等多个角度对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做了具体的符合逻辑的分析和解释。从镇江八旗兵为保卫家产而坚强抗击的具体分析中，作者以有力史实总结出“只有士兵们、民众们意识到家与国的利益的一致性时，才会在民族战争中视死如归”的历史结论，也表达了作者的家国情怀，希望从战争的史实中汲取真正的历史教训。

因此，史料实证的第三个奥秘是，以多个视角、多种类型的史料，印证历史的结论。只有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实证基础上的历史解释，其结论才可靠、可信，由此而生发的价值观念也才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从史料的角度去阅读历史类书籍，可以开启我们的智慧之光。从史料的辨别中窥破历史的真谛，从史料实证的轨迹中，一窥作者的价值取向。以这样的角度去阅读历史，可以锻炼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引发我们对历史问题的深度思考，也会启迪我们的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