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结构
茅海建先生的这本书，虽是学术著作，但由于主旨明确、结构清晰、文笔生动，有时又不失幽默，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让人很容易读懂。全书重点叙述了大清王朝，围绕着绪论中提出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取得鸦片战争的胜利”的问题，结合时间顺序和人物的顺序，层层展开，通过论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朝的状况，以及已进入近代化进程中的英国人的心理，清廷皇帝与官员的心理，“英夷”入侵的心理和作战计划等等，呈现给读者一幅幅生动描述当时“天朝崩溃”局势的纪实场景。作者通过史实的大量呈现，揭示历史学“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的最基本价值，以实现“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的写作目的。
1840年9月，琦善与英方在白河口英舰上会谈（英国随军画师绘）
本书开篇绪论，将笔直指“在坏人的队伍中”“最坏”的琦善，从多个方面驳斥了“琦善卖国论”的说法，拉开了“电影”的序幕，也奠定了全书批判主义史学的基调。接着，用六章内容，以时间顺序为主，历史人物的经历为支线，结合中、英双方史料的记载，以现代化的视角，尽可能还原当时历史的场景和人物的心理，合理分析了一些一味指责某些大臣主抚卖国的观点。第七章，讲述了《南京条约》签订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掠取中国合法权益，而大清王朝却做出将诸如协定关税等条款轻易拱手让人的选择。因为依据鸦片战争爆发前后整个清朝的精神面貌，当时的他们，根本就看不懂这些条款，也没有这些权益是自己不可失去的权利的近代意识。第八章，作者以“历史的诉说”为题，对鸦片战争的失败做了总结，通过分析战争中负有重大责任的顶级人物在战后的思想行为，得出他们大部分人并没有转向，清朝“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进而提出“中国应以怎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这一发人深省的思考。
故宫博物院藏清宫火器：1.铜质小型臼炮2.铁质炮弹3.乾隆年间的燧发小手枪4.康熙年间的琵琶鞘燧发枪
■各章分叙
具体各章叙述如下：
第一章，清朝的军事力量。在与英军的对比中，呈现出大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前夕的三个方面的军事力量：一是武器装备方面，清朝冷热兵器混用，多为赶制而成，质量低劣。船舶小且非正式海军，城墙和炮台的防御功能较差。二是兵力与编制方面，常备军人数虽多但分散，调兵遣将速度极慢。三是士兵与军官方面，士兵多父死子继，军官行伍或武科举出身，吃空额，克兵饷，贪赃枉法，祸害社会。因此，作者最后慨叹“鸦片战争时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对鸦片战争的失败，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清军已经腐败”。
第二章，骤然而至的战争。本章以被褒奖至今的林则徐为主角，叙述了他到广州禁烟前后的活动情况，以及他对敌情的判断和制敌方略。林则徐为官清廉，办事认真，禁烟坚决，是其被道光皇帝委以重任的原因。但林则徐面对的却是皇帝“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的不可能完成的悖论命令，而在禁烟过程中，林则徐受当时天朝的眼界所限而致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造成了判断的失误：禁鸦片的对手根本不是作为个人的外国商人，而是站在他们背后的政府。此外，林则徐依赖炮台、书生议兵的方法来抵抗英军，也体现了天朝大国的盲目心态。
林则徐火烧鸦片政绩图，引自1909年《时事报》
第三章，“剿”“抚”“剿”的回旋。本章主角是道光帝、琦善和伊里布。开篇以鸦片战争的谕旨保存在“剿捕档”告诉读者，在大清王朝传统的御敌武器库中，只有对付蛮夷的“剿”与“抚”的两套程序。当英国海军占领舟山之后封锁沿海，以农业为本的自然经济的中国却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君臣反而讨论是否实行封海政策），英军于是离开广东迅速北上。由于通讯不发达、君主独裁等原因，导致道光帝收到的却是被粉饰过的、时间顺序混乱的战败英军信息。然而，当战而不胜的局面持续，战争耗费巨大时，由于英方“情词恭顺”（文献翻译错误），道光帝又倾心于抚夷，之后便在“剿”“抚”之间回旋游移。伊里布在浙江巧妙曲解圣旨，签订停战协定，转嫁不能收复定海的责任。而琦善公然抗命，一次次与义律见面和谈，却阻挡不住英军开战的步伐。虎门大战失败，典型地说明中英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
道光皇帝朝服像（清代宫廷画家绘）(www.xing528.com)
第四章，广州的“战局”。由于道光帝对如实陈词军情的琦善，予以不许言败的道德斥责，杨芳、奕山只有捏谎，使广州战局完全成为一场骗局。参赞大臣杨芳擅自恢复通商，隐匿战败事实，捏造子虚乌有的功绩；靖逆将军奕山夸大战绩，将骚扰性质的秘密进攻吹得天花乱坠，还在战败后向英军交出六百万元的“赎城费”。这位煞费苦心的“小说家”，将不伤毛发的微小胜利夸大百倍，并为赎城费编造了欠账还钱的绝妙借口。而三元里民众抗英，作为一场保卫家园的战斗而非保卫祖国的战争，无疑是一件值得百年称颂的事件。但历经多次人为放大，已然脱离了当时的时代，成为后世展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传说。
1841年1月7日，沙角之战（英国随军画师绘）
第五章，东南壁垒的倾塌。由于只对杨芳和奕山二人小丑式的捏谎作道德上的非难，而未究诘其事理并明白战争失败的必然性，大清王朝仍幻想并期待着制夷的英雄。新任全权代表璞鼎查的快速到来，表明英国在轮船技术、地理知识和殖民体系诸方面的进展。抗战言论最坚决的新晋闽浙总督颜伯焘和两江总督裕谦，正如道光帝以及朝野官绅所望，分别在其防区，建起了坚固无比的壁垒。但是，由于他们无知于近代的军事技术和战术，当英国军舰鼓浪而来时，东南的壁垒立即倾塌。镇海失陷，裕谦自杀。浙江提督余步云以为改“剿夷”为“羁縻”会更加容易，同样吃尽苦头，不仅被执行死刑，还被后世定性为奸臣。扬威将军奕经走马上任到杭州督管抗击英军入侵，调唤大量未经训练的各地兵勇冲锋陷阵，再以迷信指导战事，浙东反攻的结果，可想而知。
1841年10月10日，镇海之战（英随军医生Cree，Edward Hodges绘）
第六章，“抚”议再起。当前方主帅终于明白军事上没有出路，都瞒着决定他们命运的道光帝一个人时，还是有一个人公然站出来说出了真话，主张“抚”议，他就是先前极力主剿的浙江巡抚刘韵珂。他的“十可虑”上书，让道光帝也终于承认，清军不存在大获全胜的可能，只好“先剿后抚”，但心有不甘。耆英与伊里布南下，给了主剿的扬威将军奕经一大刺激，他连忙虚造一连串捷报让道光帝振奋，在道光帝幡然改计之际，英军又发动了新的攻击。从杭州湾到扬子江，清军屡战屡败。吴淞战败，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阵亡，新任两江总督牛鉴临阵脱逃。镇江之战，英军遭到了顽强抵抗，京口副都统海龄战败，全家自尽。镇江之战，从军事上说是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牛鉴在现实面前低头请求议和。耆英与伊里布在议和过程中节节败退，抗旨不遵。他们草草签订了条约，只为英军立刻退兵。
第七章，平等与不平等。作为鸦片战争结束标志的中英条约，后人名之为《南京条约》，无疑是一项苛刻的不平等条约，中外关系由“天朝”时代转入了条约时代。但是在当时，本无国际知识的刘韵珂一篇“新十可虑”，对战后的中外关系作出了深层次思考，虽今日观之十分可笑，但真实道出了当时负责任官员的忧虑。不具备现代化思维的天朝大臣，并不能确切地明白条约具体侵犯了本国的哪些利益。于是，“修约”的规定带来了《虎门条约》，在璞鼎查的引诱下，在阻止洋人北上的希望里，以及害怕因谎话穿帮而掉脑袋的恐惧中，耆英、伊里布、黄恩彤等人迈入陷阱，同意签订条约，将关税、最惠国待遇、通商等权利轻易拱手让人，也引来了虎视眈眈的美国人和《望厦条约》，引来了国人眼中英国的敌人法国和《黄埔条约》。
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现场（约翰·普拉特上尉1846年绘）
1842年，《南京条约》原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第八章，历史的诉说。战争已经过去，历史不能重演，但历史学家并不会因此而停止假设、推论等工作。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日本，同样遭到外夷入侵，他们在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将之看作一种刺激，转为催化剂，迅速进行明治维新，短短几十年就成为列强之一。而天朝即使疾病缠身，却自以为是，仍沉浸在战争结束便一劳永逸的迷梦中不肯醒来。时代变了，道光帝却浑然不觉，他的脚已进入新时代，而头脑却依旧留在旧时代。战争中的十二位主要人物，仅有五人在战后进行了军事上的检讨。即使是头脑比较清楚的林则徐，也没有意识到他偏离制夷的错误。敏锐的中国知识界，倒是激发了魏源、梁廷枏、洪仁玕等孤独的文化人“开眼看世界”，但囿于时代局限或资料匮乏，他们也未对本质的问题作出回答。清朝在战后没有振作也没有革新，使清军战士的鲜血白流了。历史的诉说中夹杂着悲痛。我们要铭记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正是历史的真正意义所在。
这八章的历史叙述，就如同八幕纪实的场景，清晰地记录着170多年前的那场对今天而言意义仍然重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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