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佩里带来美国总统国书，开启了日本的对外通商之路

■意外：启发日本有识人士

19世纪中叶，日本正处在“幕末”时期。天皇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实权掌握在德川幕府手中。德川幕府在日本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仅有中国和荷兰的商人可以在唯一的开放口岸—长崎从事商业活动。

虽然兰学已经传入日本，但是日本朝野对汉学与汉籍的尊崇爱好依然不衰，每年从中国去日本贸易的船只照例仍要带去很多中国书籍。据长崎的进口汉籍账目记载，1851年就有中国商船带去《海国图志》三部，1852年又带去一部，1854年又有两位中国商人分别带去十五部。这些书大部分被官方征用或由幕府官员买去，供不应求，价格不断上涨。

1853年，也就是《海国图志》传到日本的第三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Matthew C.Perry，1794—1858）率领四艘蒸汽船闯进日本的江户湾。佩里带来了美国总统的国书，提出开港通商等要求。1854年，培理舰队再次进入日本江户湾。在拥有七艘军舰一百多门大炮的美国舰队的武力威胁下，幕府被迫接受了培理提出的各项要求。双方签定了《日本国美利坚国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这是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近代国际条约，标志着日本锁国的门户终于被敲开了。虽然没有像列强对中国那样的割地赔款要求，但同样是个强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不久，英、俄、荷等国援例而至，也和日本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

1854年后，在日本出现了许多《海国图志》的选本。

1854—1856年《海国图志》日本选刻、选译本一览表

资料来源：《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王晓秋著，中华书局，2000年版

从这张一览表中可以看到，1854年至1856年，日本出版的关于《海国图志》的选本就有二十一种，其中翻刻（即按原文翻印）、训点本（即在汉文上下旁边加上训读符号或假名）有六种，和解本（日文译本）有十五种。

1854年最早出版的选本是《翻刊海国图志》，其主要内容是《筹海篇》。这部书为什么会出得这么快呢？盐谷宕阴在序言中说明：“此书为客岁清商始所舶载，左门卫尉川路君获之，谓其有用之书也，命亟翻刊。”左门卫尉是当时幕府负责海防外交的官员。可见，日本有识人士是把《海国图志》作为一部对日本极其有用之书，急于加以翻刻训点的。而首先刊印其中总结鸦片战争经验，论述海防策略的《筹海篇》，也正是这个缘故。

无独有偶，杉木达在《海国图志美理哥国总记和解跋》中高度评价道：“本书译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时，最为有用之举。其于世界地理茫无所知的幕末人士，此功实不可没也。”而南洋梯谦推崇《海国图志》是一部“天下武夫必读之书也。当博施以为国家之用”。

《海国图志》不仅提供了世界史地知识，而且总结了中国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少加强海防抵御外敌的建议。对于当时不太了解世界形势的日本人来说，《海国图志》是一本重要的启蒙读物；对于当时面临西方列强侵略的日本人，有很大启发和帮助。幕府末期之所以能发生“开国主义”思想，其契机主要是因为那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普遍阅读过传来不久的《海国图志》。

日本“幕末”时期许多著名人物都因读了《海国图志》而警醒。他们一方面高度评价魏源与《海国图志》，肯定其作用；另一方面又不盲目全盘接受其观点，而是从日本实际出发，加以分析鉴别。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推动、参与了日本明治维新。

■无奈：未受当权者重视

《海国图志》出版后，广受友人赞扬。友人陈澧读后深有感慨地说，魏源此书以振国威、安边境为己任，编录周详、议论激切，可谓奇书。(www.xing528.com)

1845年在获赠《海国图志》后，朱琦作《寄魏默深刺史》诗致谢。朱琦在赠诗中传达了重要的信息：京中市贾纷纷刻印此书，诸要人争相购读。

况闻兹出书，市贾纷雕镌。

辇下诸要人，争买不计钱。

1857年魏源病逝于杭州。1858年，时任兵部左侍郎的王茂荫向咸丰皇帝上书说，“臣所见有《海国图志》一书，计五十卷，于海外诸国、疆域形势、风土人情，详悉备载，……如蒙钦赏为有可采，请饬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是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从奏折内容看，王茂荫的目的是要让朝廷官员学习《海国图志》，认识到尽管洋人很难防御，但不是没有办法抵御。

然而这只是王茂荫的一厢情愿。咸丰帝是否“御览”过《海国图志》暂且勿论，至少他没有下令“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也没有把《海国图志》提出的种种建议定为国策。而且在奏折中王荫茂推荐的是《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其实《海国图志》的最新版本百卷本（1852年版）业已面世六年，可王茂荫竟然没有提及。

《海国图志》在国内的影响远不如其在日本造成的影响，既没有成为19世纪下半叶国人了解世界的普及读物，也没能被清廷真正重视，更没能启动晚清改革之路。1875年，左宗棠在《重刻海国图志叙》中愤然写道：“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事局如故”是说魏源去世后这二十多年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变化。

为什么《海国图志》在国内没有发挥很大的影响呢？

清王朝虽然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但是人们仍然沉酣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不肯醒来。事实上，鸦片战争带给国人的触动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强烈。那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统治者并不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具有必然性，更不知道此次东来的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不同。

在朝廷看来，这场战争远未上升到国家层面，而是一场“夷狄边患”。“五口通商”，在侵略者看来是中国打开了国门，在清廷看来却是限定夷人活动区域，禁止夷人进京。非但统治者如此，中国民众对西方也是一片抵制。被迫开放的广州、福州等五个口岸，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抵制夷人入城运动。《南京条约》签订后上至朝廷，下至百姓，所思所想是如何将洋人挡在国门之外。

《海国图志》中闪耀着有价值的新思想，但魏源毕竟是一个基本生活在闭关时代的学者，战后既没有游历于海外，又非居住于通商口岸。受到条件和时代的限制，《海国图志》中也还存在着不少不足之处。

比如，这部书的大部分内容是辑录他人著作汇编而成的，魏源个人的文字只限于叙文、按语等内容，十分有限，在书中不占主体。书中虽然介绍了西方议会制，但魏源的真正主张只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而已，其关注点主要在技术层面上。书中提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战略思想，以至“诱其深入”“坚壁清野”“出奇设伏”“水陆夹攻”“草木皆兵”等战术原则，但这些只不过是人尽皆知的传统兵法而已。另外魏源错误地认为列强的优势只是在大海，主张“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甚至企图以诱敌深入的策略“夺其所长”。

后来，对西学颇有造诣的洋务派学者冯桂芬说道：“魏氏源论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无论语言文字之不通、往来聘问之不习，忽欲以疏间亲，万不可行。且是欲以战国视诸夷，而不知其情事大不侔也。魏氏所见夷书、新闻纸不少，不宜为此说。盖其人生平学术喜自居于纵横家者流，故有此蔽。愚则以为不能自强，徒逞谲诡，适足取败而已。”冯桂芬认为魏源一直以战国“纵横家”自居，而导致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古代，虽然掌握的西方资料多，但由于他并不懂西方语言和文化，其实并不通夷情。如果按照魏源的想法来实施，结果只会“取败而已”。

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可是在中国，却没有受到清朝统治集团应有的重视和采纳，以至于日本人士也为之叹息：“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所用，而反被琛（意为珍宝）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即魏源）悲矣，而并为清帝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