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汉武帝：不同时空下的历史视角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选自《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与后世史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敢于直言当朝事，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关于汉武帝一朝的鲜活的第一手资料。那么，那个时代的象征人物汉武帝，司马迁是怎么写，怎么评价的呢？现在基本认为《今上本纪》已经遗失，今天的《孝武本纪》是后人截取《史记·封禅书》并在开头补写六十字的汉武帝出身情况而成，这是历史的遗憾。但是，司马迁花了很多篇幅来记载汉武帝时代的人、事和制度，而这些人、事和制度背后都有汉武帝，也都隐含着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看法。所以如果把《史记》中相关的三十多篇完整读一遍，一个多面的、立体的汉武帝也就显现出来了。

我们选读其中的几篇，不求勾勒汉武帝的全貌，意在引导大家了解如何读《史记》，讲一讲读史书的方法。首先，进入书中，知道作者讲了什么。司马迁自己最希望引导读者关注的是什么呢？还是从《太史公自序》入手，其中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线索，即司马迁准备从三方面写汉武帝：“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那么这句话是陈述史实，还是有褒贬的呢？我们一一来看。

“外攘夷狄”是讲民族关系。古代称东方部族为夷，北方部族为狄，所以“夷狄”常用来泛称除华夏族以外的各族。司马迁主要在《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八篇中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武帝在位期间北击匈奴、攻灭南越、并东越、攻朝鲜、平西南夷、通西域、征大宛，司马迁以大一统的思想肯定了汉武帝巩固并进一步开拓了汉王朝的版图疆域的功绩，同时也对他不停地进行征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作了含蓄的批评。在笔墨最多的《匈奴列传》中，司马迁作出“建功不深”的评价。

“内修法度”是讲法令制度。司马迁把线索主要留在了《循吏列传》《酷吏列传》里。他在《循吏列传》为春秋战国的五位官吏立传，表达了他主张为政宽厚仁德、反对威严苛酷的吏治思想。再看《酷吏列传》中统统是汉代的人物，十三人中十人都是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一一记述他们的姓名和事迹。什么是酷吏？文帝时的酷吏郅都执法断狱手段严酷，但为人正直，明辨是非。到武帝一朝，酷吏“好杀伐”“好株连”，“上以为能”。武帝最满意的酷吏张汤，与赵禹共同修订了各种法令，编撰了“知罪不举发”“官吏犯罪上下连坐”的律法，让人们相互监视检举，还“创造”出骇人听闻的罪状“腹诽”罪，当时的大农令因此被杀。司马迁说张汤最善于揣摩汉武帝的意旨去执法，到了酷吏杜周更是公开声称皇上认为对的就是法，司马迁说他阿谀主上，不分善恶。

这样治国的结果怎样呢？同一篇里，司马迁记录了武帝统治后期，社会动乱增多，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盗贼。天子发兵围剿，又编订一个新法令：“沉命法”，即如果盗贼兴起而地方官没有发觉或发觉了没有全部抓获，就将从郡太守到最低等级的官员统统杀光。这么一来，地方上畏惧而不敢上报盗贼情况，社会更趋动荡，盗贼更多。司马迁记录了武帝时代的社会现实，也表达了自己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忧虑。

封禅是古代统治者举行的一种祭祀天地的特别隆重的典礼，始于战国。古人相信人世间的事都是由上天安排的，所以皇帝是“天子”，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人民的。如果“天子”的统治能使国泰民安就可以重新颁订历法，变易服色，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告祭天帝。所以，“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是武帝的行动，也表明武帝期望自己的统治得到上天的认同，天降祥瑞。司马迁根据自己的见闻，在《封禅书》中如实描写了武帝封禅、巡游、求仙的事。武帝一心想求神仙获得长生不老，所以他一次次地上当受骗，一次次地拿出大量的黄金给方士，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方士，以求换取不死之药，结果白白送了一个女儿。他每次上完当，都下决心：下次不能再上当。可是每次有新的方士出现，他都忍不住继续给他们很多黄金，让他们帮助求神仙。为什么呢？司马迁用“冀遇其真”来描述，就是武帝抱着侥幸的心理，虽然那些都不灵验，但万一碰到真神仙呢？为了能与神仙沟通，武帝到各地巡游，大兴土木，到处造宫殿、造高台。

用“互见”来思考，司马迁既然写了军事、政治和文化的情况，那么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又是怎样的呢？翻阅《平准书》就会发现，司马迁详细记述了汉武帝一朝的巨大花费，拓边、出征、运粮、修路等调用了多少人力、物资，出击匈奴获胜赏赐了多少黄金，又战死了多少汉军士兵马匹。因此国库空虚，国家出现财政危机，于是卖官爵。又因此造成一系列弊端，于是重用酷吏，行苛政。为解决自身财政危机，武帝又如何利用权力，推行改变钱法、官卖（由官卖盐铁发展到平准法的确立）、强制征商等政策。(www.xing528.com)

这是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同样是汉武帝，在东汉史学家班固笔下又有不同。班固为我们留下了第一篇完整的关于汉武帝的记录《汉书·武帝纪第六》。在篇末他特别肯定武帝的文治，说他“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是《太史公自序》中没有提到的，司马迁如此推崇孔子，怎么会不关注武帝在这方面的举措呢？再翻《史记》就会发现，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流露了自己复杂的情绪。开篇第一句他就说读到武帝多方开辟鼓励士子入学馆求学的道路，他情不自禁地“废书而叹”。为什么？在司马迁看来，汉武帝并不是能够按照儒家标准要求自己的君主。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而武帝多苛法酷政，孔子不言“怪力乱神”而武帝一心求仙。武帝启用的儒家学者，在司马迁眼中也非真儒。他专门对比了西汉大儒董仲舒和被汉武帝启用的公孙弘的人生命运。董仲舒一生政治上不得志，还曾被害入狱。公孙弘直到四十岁以后才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初被朝廷征召时，年高德劭的老臣辕固对他说：“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意思是“公孙先生，你一定要以正直的学问论事，千万不要歪曲你所学的去投世俗之好”。结果公孙弘做官后真的曲学阿世，因为善于迎合，他官至三公，后来还封平津侯。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还特别关注儒家学者做了什么官并一一记录，反映出他的一种忧虑，“独尊儒术”是否是当朝天子推行思想统一的政治工具，当儒学遭遇功名利禄的诱惑时，儒家子弟还能不能保持本色，坚守自己的信仰。

再看班固在《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中写了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即位不足两年的汉宣帝下诏，要求大臣们为他的曾祖父汉武帝的庙制定专门的乐章，大力歌颂武帝的丰功伟绩。当时皇太后的老师大儒家夏侯胜极力反对，说了这么一段话：“武帝虽然有打败四夷开拓疆土的功绩，但是也造成了大批士兵和民众死亡，弄得民穷财尽。他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以致国家财力耗尽，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半数人口死亡。到处发生蝗灾，赤地数千里，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到现在国家还没有恢复元气。他对老百姓没有什么恩泽，不应该给他制定庙乐。”夏侯胜讲得究竟是否符合事实？究竟是班固在记录历史，还是在借夏侯胜之口说出自己的看法？只要知道夏侯胜最后的命运就比较明了了。宣帝先是把他关在监狱中，并在各地为武帝建庙宇赞颂纪念。两年后宣帝赦免了夏侯胜，不仅官复原职，还升为太子太傅，担当辅导太子的重任，直到九十岁死在任上。

为什么两位史学家的记录，差异这么大？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的时代，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记录者。他看到汉家帝国繁荣兴盛的同时，也看到武帝统治后期帝国暴露出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正是司马迁写史的目的。也因为生活在那个时代，他知道有“腹诽”获罪的事情，知道武帝到处安置特务“线人”，自己又有获罪受腐刑的沉痛经历，所以司马迁写得含蓄内敛。他叙事多而评论少，留下珍贵的历史信息，留待后人评说。这样既保留了史学家的本色，也是保护自己的方法。

班固出生在东汉，距离汉武帝去世已经有一百二十年，期间经历西汉灭亡，东汉光武帝重建汉室江山的过程，所以是后朝人看前朝事。他知道汉武帝晚年下轮台罪己之诏，封田千秋为富民侯，改弦更张。他也知道宣帝与武帝的特殊关系，宣帝的祖父母、父母都死于武帝之手，宣帝自己差点被杀于襁褓之中。所以宣帝作出尊崇武帝的姿态，但实际一直在纠正武帝的错误政策，任用良吏，恢复经济，减轻百姓负担，西汉转危为安，出现了昭宣中兴。这是司马迁没有看见的，观点和认识自然不同。

另外，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尊崇儒家的政策刚刚开始推行，百家学术仍有广大市场。班固生活的时代，东汉政府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班固本人曾因“私改作国史”罪而被捕入狱。他后来被汉明帝启用编撰史书，与司马迁私人修史已经不同，作为官修史书，意味着班固写的《汉书》需要经过国家或者说皇帝的批准认可。班固奉诏著书，必然影响到《汉书》的政治倾向。当时的东汉正在重建国家的统治思想，汉章帝领导并亲自主持了一次全国性的儒家经学讨论会，班固也参加了会议。强调“独尊儒术”是为了贯彻皇家的意图，肯定儒学是最适合指导国家行为、社会发展的学说。而且此时的儒家成为官学已经有百年，班固本人也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儒家学者。因此他很可能是发自内心肯定汉武帝是儒学发展的推动者，给儒学带来了发展和繁荣的机遇。

所以，跳出书本看，历史和历史记载不能等同。尽管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任何人记载下来的历史都不能避免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情感。史书仅仅是作者对历史的一种认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处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由于掌握的史料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是司马迁认识和理解的汉武帝，班固笔下的汉武帝是班固认识和理解的汉武帝。

这就提醒我们以后不管读哪段历史，读哪个史学家所撰的历史，都要注意这位史学家为什么这样描述，他生活在什么时代，他的立场和角度是怎样的？再去看看其他的史家有没有写过这段历史，他们的记录是否一致，有哪些不同？这样的话，视野会更加宽广，对历史的认识也会更全面。例如《史记》《汉书》以哪个为准？两本史书详略不一，在对有些史实的记载上有出入。正因为这样，才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相互参考核实。我们今天认识汉武帝，虽然史料大多基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但是由于处于不一样的时代，认识也就又有不同。比如，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更长时段的历史时空下考察，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阶段来看待汉王朝和汉武帝。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也会从政治与学术的不同维度区别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