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议策划，到第一辑八种即将出版，这套丛书的“孕育期”，算来已三年有余。每种六万字左右，首辑也就五十来万字吧，却用了约四个“十月怀胎”期，这在时下快约、快编、快发的“三快”出版“新模式”中，算得上是个“因循守旧”的特例了。然而这不正说明复旦大学出版社对于这套以青少年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大众读物用心用力之深吗？
长达三四万字的策划书、拟目及纲要，多达六七个轮次的专家与师生的论证，反反复复的大纲修订与初目确定，直到关键的、以“专家写小书”为标准的著作者选定，大约用了两年时间；这样算来，各位专家为一种小书的撰写，都用了一年有余，应相当于他们当初撰写攸关个人前程的博士论文所花费的时间了。作为丛书的提议者，我不能不对他们放下手边的科研项目，以如此认真的态度来从事这样一项算不上“学术成果”的工作，肃然起敬。为什么这样一个看来有点“老土”的选题，能被一家以“学术出版”为首务，蜚声海内外的大学社一眼相中，并集聚起众多的知名学者与出版人合作共襄？这就不能不回顾一下有关的策划初衷。虽然近40个月过去了，目前的情况与当初相比，已经有所变化，但是基本面还是相同的。
当时的动因是报端与网上的两类有点极端的“热点”问题。
一是屡见不鲜的青少年学生因升学考试失利而轻生的报道与讨论。一次高考放榜后，网上盛传一段视频：两位学子因此而坠楼。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会如此地脆弱？
二是日本强行进行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后国内“愤青”的行动，网上对此议论纷纷，而偏偏当时尚无一种深入阐析事件、给青年们爱国热情以正确引导的出版物。反观日本，却将所谓“尖阁诸岛”（即钓鱼岛）问题列入中学教育有关课程。现在不仅“东海”“南海”问题继续发酵，而且周边事态愈加复杂，“朝核”问题、“萨德”问题、“南海仲裁案”问题等，层出不穷，甚至由外而内，“台独”正变本加厉，“港独”又粉墨登场，而“愤青”行动也随之高涨。可叹的是有关的图书虽已有了数种，但还远远谈不上系统化与规模化。
诚然，青年人中上述两种动向不可相提并论。“愤青”行动固然有待于理性化，但这是“五四”以来，不，应当说是从汉末“清议”以来，中国青年学子以参与“国是”为己任的传统之继续，是当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强烈关注“中国崛起”的群体意识之表现；而文战不利即轻生，也是一种极端表现，是伴随数十年以来的“小皇帝”一代而引发的当代中国最可忧的社会现象。然而“小皇帝”的过于脆弱，与“愤青”时不时因过于激愤而不免“出格”，这过“阴”过“阳”之间，却有着某种认识论上的同一性。当代认识论揭示：人约在七八岁时，由孩提时期所累积的片断印象，会形成观察外部世界的最初的“认识图式”，在以后的“活动”中，又不断地接受外部的交互影响着的新信息，而使认识图式处于不间断的活动建构之中。人的行为方式，就取决于这种认识图式。因此，知见的深浅，也就是视域的大小与对视域中各种事物相互关系的理解，对个人的行为方式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所以，超越一己一事所限而关注大事，超越一时一事所限而洞悉事件的来龙去脉、此事件与彼事件的相互关系，便成为个人行为是否恰当的前提，也应当是现在所热议的素质教育的首务。
“小皇帝”们的脆弱，根源就在于视域为一己一事所限。今天的青少年们，在知识结构、个性意识乃至由此而来的创造活力上都使我们这一辈人惊羡而自叹弗如，然而如就“抗打击力”，亦即“韧性”而言，“小皇帝”们却差了许多。就拿高考来说吧，且不论群体性地被剥夺了进入高校权利的“史无前例”时期，20世纪60—80年代有高考的年份，录取率也仅仅30%左右，但那时几乎未闻有落榜而轻生者。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之交，当初幸而登龙门者，至那时毕业，90%以上又都上了山、下了乡，那种由极度的希望跌入极度的失望之痛苦，甚至比不曾希望过者更惨烈十倍。然而当时，连同中学生在内的上山下乡的这一群却“熬”了十年，“挺”了过来，并从中产生了担当起“改革开放”重任的第一批青年生力军。回想这种“韧性”的由来，我们不能不感谢两类前辈：一是我们的父母，他们的“不管不问”，使子女的天性有了较自由的发展空间；二是当时的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们，他们为青年人提供了各种中外名著与各类知识读物。各种有关“上山下乡”的影视剧，有一个共同的情结，令我们这些过来人倍感亲切，这就是各知青点的“头儿”“大哥”，都有一箱子不离不弃的书，而为知青们抢着阅读。逆境，使阅读与社会观察、思考融合互动，于是“上山下乡”的这一群，说得最多的一句格言便是“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必将到来”。这种信念不仅是个人的，更是由深入社会的阅读中产生的对国家命运乃至人类历史的感悟。
孔夫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毅即毅力、韧性；弘则指由开远的见识而来的志向，也是“毅”力的前提。引证这句格言，并不是说“上山下乡”的这一群人都达到了这种境界，毋庸讳言，曾经在改革开放伊始作出贡献的青年人中后来也不乏在“大浪淘沙”中沉沦为沙粒者。引证这句格言的用意只是想说明，超越一己目见身遇的更宽广的视域，在每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中的重要性。奋起而终于沉沦者虽只是一小部分，但也反映了这一代人也有其时代性的弱点，如长期的物质生活的贫乏、传统教育或“左”或“右”的影响、传统价值观念在“个性”与“家国”关系观念上的偏差等。这些使这一群中不少人迈过了“一时”之“己”这道坎，却过不了之后的一道又一道坎。今天的青年人有着远较过去优越的个性意识、知识结构与外部环境，因此有可能在更广更高的层次上，去完成“弘毅”品格的自我塑造。这就又要回过头来说说所谓“愤青”现象了。(www.xing528.com)
对于“愤青”，不必过多地求全责备。“愤”是血性的表现，几十年来，中国人的血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愤青”现象在目前已超越“小皇帝”现象而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说明超越一己得失而关注重大事件的青年人越来越多，这毋宁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一种希望。“愤青”之所以被有的长者视为“问题”，只是由于“愤青”们往往为一时一事所限，而尚欠缺对于事件的多维度的综合观察与思考；因此，进一步开拓视域以增强观察思考能力，从而将一时的“义愤”提升至“弘毅”的精神境界，也是“愤青”乃至所有青少年之必需。
以上就是这套丛书策划的动因。
“大事”有种种，为什么丛书非要取名为“国家大事”呢？在放论“全球化”，又崇尚个性的今天，这名目是否又有了些“老生常谈”的意味呢？这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国家意识真的与全球意识格格不入吗？只要看看鼓吹世界主义最力的美国就不难明白。美国所称的“全球战略”，其核心就是维护其国家的核心利益与全球霸主的地位，这一点连他们的政客也直言不讳。离开国家意识的“全球意识”，在我看来只是个“伪命题”。抛开“闭关自锁”的落后观念，从周边看中国，从世界看中国，养成新的“国家大事”观，是这套丛书的主旨之一。
国家意识与个性意识真的水火不容吗？“马云”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创业时的马云无疑是位最有个性，最富于创造力的“天才”青年，然而马云及其阿里巴巴的成功首先是因为在自己的祖国。在国内互联网刚刚起步的时候，马云就慧眼独具地看出，在这片被认为是贫困落后的土地上，却蕴藏着发展互联网商务的最深厚的“洪荒之力”。阿里巴巴现在走向世界了，然而“马云”现象最使我感动的还不是这一点，而是他们激活了全国穷乡僻壤成千上万的家庭或个人加入了他的网络。自1968年起，我有十多年时间生活工作于多个这类贫困地区，深知当地人贫困却又淳朴到何等地步，也因此，现在网上购物时，我点击的手指就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滑向这类电子商户，而同时总会掠过一个念头：马云们真的开创了远较政府资助有效十倍的不世功绩。马云的故事与众所周知、日益庞大的“海归”现象，启发了我们这套丛书的又一宗旨：如何从国家的发展态势与战略目标中，寻找到个性发展的确切定位。
由上述的出发点与宗旨，丛书采取了一种新的表述形式，它是时政性的，又是历史文化性的。它由一个个当代青年应当关注的热点时政话题切入，并扩展开来，追溯其历史文化渊源以及这种渊源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嬗变，从而使时政话题变得更丰厚，使历史文化变得更生动。希望以上设计，能成为当代中国青少年“弘毅”品格培育的一点助力。
赵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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