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文化，是构建权利秩序的基础。由于长期的约定俗成的文化积淀，形成了某种惯例或习惯，则就形成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在表现形式上也许是以道德体系进行表现，也许是以法律体系进行表现，无论通过什么形式进行表现，都显示出秩序范畴下的人们思想观念的统一和具体行为表现的理性。这种理性蕴藏在人们的价值观中，既指导了人的具体行为，也约束了人的具体行为。对于残疾人的受教育权而言，它构建了该权利的存在、行使、实现等方面的规则和基本要素。虽然受教育权是一项自然权利，它所呈现在秩序范畴中的形态是合乎自然的秩序，然而，在以权利为本位的现代社会秩序中，它必须由“合乎自然的秩序走向合乎权利的秩序”[19]。在这里，主要是指残疾人对受教育权的诉求，更需要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获取；在受教育权的行使上，不能侵害他人的受教育权[20]；在受教育权的获取上，要对自己的受教育权内容和范畴进行认知，比如有的残疾人只是肢残，双眼视力良好，就不能以残疾人为由要求获取盲杖，这就是对特定的残疾对象进行客观的认知，从而确定自己的受教育权范畴。
在权利秩序的构建过程中，需要以权利文化为根基，形成相同文化范畴内的共同体秩序。秩序的构建，更显示出规则的约束力。在对残疾人普遍存在歧视的社会大环境下，就需要进行道德层面和法律层面的秩序构建，对歧视现象进行约束。在一个秩序失范的社会，人们之间没有共同的信仰、信念，没有统一的价值观，也没有共同体文化。当然，这并不是说用绝对的道德观念来作为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以及形成唯一的共同体文化，而是说，在多元化的文化观念和共同体文化之间，寻求符合维护残疾人的受教育权的文化秩序，并通过合法的方式予以呈现，即构建合乎权利的秩序。(www.xing528.com)
在形成残疾人的权利秩序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要防止因为残疾人的弱势地位而引发额外的非权利秩序的形成。例如，残疾人小李在随班就读过程中，不顾班级既定的座位调整规则，长期独自占据距离讲台最近的位置，并以“残疾人”为由，来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是，当小李的残疾程度和残疾类别并不构成对生活和学习的严重妨碍时，他的这种“诉求”能否得到满足。在笔者看来，当小李的残疾状况与“应该长期坐在最优位置”的诉求并不具有直接的关系时，他的这种诉求就没有了合法性基础，即他虽然拥有自然权利属性下的受教育权，但是这种权利并没有通过合法的形式予以表现，就不能获得权利秩序的构建。倘若要解决小李的这一诉求，则可以通过几个方面予以解决。其一，证明其残疾状况十分严重，确实妨碍了他的学习自由权，可以在座位安排上给予一定的照顾。其二，通过全班所有同学的共同商议，以正当的程序予以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讲，权利秩序的构建，对于残疾人的受教育权的诉求和实现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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