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 ·昏义》把婚仪看作礼之“本”:“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我国古代为婚礼制定的“六礼”,是指婚礼六个阶段的不同的仪式,分别为“纳采(即男方提亲)、问名(即男方询问女方生辰八字并送算命先生卜算)、纳吉(即男方得到吉兆后备礼通知女方缔结婚姻)、纳征(即男方送女方聘礼)、告期(即择定婚期)、亲迎(即男方迎娶女方)”。虽然现代婚姻中并不一定完全按照六礼进行,也衍生出了新的规矩,但依然可以看到其遗留的影子。小说中也涉及较多的陕南农村的婚嫁习俗,如《油菜花开的夜晚》以主人公珍儿“由表嫂领着来‘相亲认门’”的晚上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走端阳》中写到,提过亲的小伙子在端阳节这天,“在盖着白毛巾的竹篮里放上新麦面炸的油糕,糯米包的粽子;爱好的还要提上雄黄酒和腊肉之类的礼物去拜访丈人家,而丈人家这天接待的热情或冷淡,常又意味着对亲事的赞同或否决”,“姑娘出嫁的前一天,还要请邻家嫂子为其‘开脸’,又叫‘开光’,即用五色花线将姑娘额上、颈上的汗毛绞拔干净,并将眉毛绞得如月牙儿一般弯细。此举的意思是姑娘从此就不再是‘黄毛 丫头’了”;《山祭》中冬花出嫁时“被女人们用线绞过汗毛的脸蛋更加白嫩妩媚”;《竹林寨的喜日》里接亲队伍中有新郎官、介绍人和“人物整齐、模样体面的亲友,自然是四男四女,照例穿戴一新”,接亲、送亲的人越多,就显得婚礼越隆重热闹。
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喜事。但在陕南山区,由于环境的封闭,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一些较为落后和鄙陋的婚俗,带来了痛苦和悲伤。诸如《竹林寨的喜日》里,新媳妇的娘家除了彩礼外 ,还要二十斤肉作为“离娘肉”,一次次给六婶提出要求,否则不出门;《别了,山溪小路》中玉蓉的两个姐姐,大姐玉兰在“瓜菜代”的年月为了几斗苞谷、荞麦的聘礼含泪嫁给大山深处又傻又聋的男人,二姐亦是因贫穷草草出嫁。甚至还有为生活所迫出现招夫养夫的婚姻方式。招夫养夫是指“边远山区少数妇女因其夫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或过分懦弱以及没有生育能力等原因,为了解决其生活困难或继嗣,便另招一夫同居”,有一妻多夫的痕迹,《山祭》中姚子怀的情况便是如此。有的山区还有“嫁儿留女,娶婿养老”的做法,这种婚俗则“显然带有母系氏族婚姻制的印痕”,《山祭》中南光荣家的两个儿子“都到别家当倒插门女婿去了,老两口守着个闺女招女婿养老”,《水葬》中任义成也是这样招赘到陈家作养老女婿。
除了这几类生活中重要事件之外,其他诸如家家纺线织土布、汉江端午赛龙舟、江边打鱼、田地里扯猪草、山里采五味子、伐木割竹、挖药养蜂、割生漆、培植木耳天麻、烧柴用的青冈木、除了酷暑天天都燃着的火塘、火塘上吊着飘出肉香的顶罐……正是这些融入故事、随处可见的细节,时时提醒读者,作者笔下的故事发生的环境和地域,使读者在看故事的同时,也了解到陕南山区、农村群众的真实生活状态。
贾平凹说过:“对于商州的山川地貌、地理风情我是比较注意的,它是构成我的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地区的文学,山水的作用是很大的,我曾经体味过陕北民歌与黄土高原的和谐统一,也曾经体味过陕南民歌与秦巴山峰的和谐统一。不同的地理环境制约着各自的风俗民情,风俗民情的不同则保持了各地文学的存异。”王蓬小说之所以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与陕南独具风情的民俗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民俗不仅是作品更为丰富和厚重的基础,也是向读者展示一方水土风貌最直接的途径。熟悉这里的读者会自然而然生出亲切感,置身其中;而对于不熟悉的读者来说,这些民俗风情又成了吸引他们的东西,充满了诱人的艺术魅力。这也就是文学作品的价值之一。(www.xing528.com)
【注释】
[1]基金项目:陕西理工学院科研基金重点项目“王蓬小说与陕南地域文化”(项目编号:SLGKY14-27);陕西省教育厅重点研究基地基金项目:王蓬文学创作研究(项目编号:15JZ015)。
原载于《小说评论》,2016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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