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汉中府志》文献的重要性

明代陕南地区修纂了不少地方志书，不少志书流传至今。如明嘉靖《略阳县志》《城固县志》，万历《重修汉阴县志》《重修宁羌州志》，但府志仅存明嘉靖《汉中府志》一种。这一方面凸显了嘉靖《汉中府志》的珍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该书独特的文献价值。

第一，涵盖地域范围广阔。明代的汉中府所辖州县众多，嘉靖《汉中府志》卷一《沿革表》明确记载“领州二、县十四”，二州指金州、宁羌州，十四县则指南郑、褒城、城固、洋县、西乡、凤县、平利、石泉、旬阳、汉阴、白河、紫阳、沔县、略阳。这一辖区范围几乎涵盖了除今商洛地区之外的陕南地区。至万历十一年八月，“改陕西金州为兴安州”；“万历二十三年，改（兴安州）直隶（陕西）布政司”，兴安州及其下辖平利、石泉、旬阳、汉阴、白河、紫阳六县不再隶于汉中府，使得汉中府的辖区面积大为缩减。而现存最早的《兴安州志》是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王希舜修纂的《兴安州志》，时代较晚，明代文献明显不足；嘉靖《汉中府志》则因成书时间较早，金州等州县尚在汉中府管辖范围之内，因而保存了不少相关文献资料，使得这一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补。如行政区划沿革、山川、邮驿、城池、儒学均有详细记录。

第二，突出的史料价值。刘储秀、胡缵宗为嘉靖《汉中府志》各作叙一篇，但二人传世文集均未收录《汉中府志叙》。胡缵宗《鸟鼠山人小集》成书于嘉靖初年，未收录《汉中府志叙》实属正常，但明天启、崇祯年间秦安县知县周士奇、儒学教谕路世龙等人补辑《鸟鼠山人后集》亦未收录此文。刘储秀《刘西陂集》成书于嘉靖三十年，亦未收录《汉中府志叙》，由此可见，嘉靖《汉中府志》辑佚明代文人文集的功用，但嘉靖《汉中府志》的价值绝不仅限于此，最为重要的是不少文献仅见该书收录，清初《汉中府志》《兴安州志》等方志均未收录。如卷四《水利志》有关各县渠堰修造、分布情况的记载；卷三《田赋志》明代中后期赋税、劳役的记载，颇为重要。顾炎武在其传世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曾抄录《汉中府志》中有关“水利”“茶课”的内容。“茶课”部分与嘉靖《汉中府志》内容相同；但“水利”部分只涉及南郑、褒城、城固、洋县、沔县、宁羌州，不涉及兴安州及下辖诸县，且内容也完全不同。可知，顾炎武抄录的并非嘉靖《汉中府志》。又如卷二《建置志》“金州儒学”条目下，收录成化十四年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伍福撰《金州学记》一文，专记金州儒学兴废情况。康熙《兴安州志》卷四《艺文志》虽有收录，但仅为节录，无法了解金州儒学历史变迁的全貌。(www.xing528.com)

第三，不吝笔墨真实点评。嘉靖《汉中府志》在各卷卷末多附有点评文字，对本卷内容进行收束，点明编纂者的态度与意图。均以“何大復曰”“张良知曰”的形式出现。何大復即何景明，明代文学家，前七子之一。河南信阳人。字仲默，号白坡，一号大復山人，人称大復子。正德末年任陕西提学副使，主持编纂陕西地方通志《雍大记》，正德十六年（1521）七月因病辞官。嘉靖元年（1522），《雍大记》刊刻成书。张良知编纂《汉中府志》时多引用何景明评论，如卷一《疆域》引“何大復曰：余观汉中形势险固，四塞若纳诸匮中，此可以为门户之扼，而不可以为宫安居也。其北至褒、西至沔、东至城固，方三百余里，崖谷开朗，有肥田活水，修竹鱼稻，棕榈橘柚，美哉其地乎！而据巴蜀之粟，出秦陇之马，通荆襄之财，由来利之矣！然地远而求多，民杂而赋繁，害来于所产，灾取于所聚，然哉然哉！”又如卷三《田赋志 ·茶课》引“何大復曰：汉中之茶产于西乡，故谓尽茶地。余问之，不然。西乡茶地，惟三里耳，三里去县又四百里，经于豹虎寇盗之窟。比以加赋，其民昼夜治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而莫之能办也，于是有逋户焉。”上述两处均见于《雍大记》卷七《考易》。何景明的评论中规中矩，而张良知的评论则针砭时弊，绝不含糊，针对赋役不均、民生困苦的局面就评论道：“均田定赋，照力出差，什一中正之制，不可易也。法久则敉，保甲吏胥互通关节，初意浸失。汉中虽称沃野，土著无多，迁附日广，豪猾伪计，供免夤缘，人丁在此则称有丁无地，田粮寄彼则称有地无丁；力差则倩费，至于鬻田，马头则贷利，流于灭门。名虽登而实 日耗，客愈利而主愈困也，噫！”又如《水利志》中针对地方官员重视农业生产，但忽视水利建设的情况，评论道：汉中“水利之大莫过于山河堰，而工力之艰者亦莫过于山河堰。苟知其利之大也，则修筑开导之方不可以不讲；夫苟知其工力之艰也，则相度通变之术不可以不求。今但知治堰倍于治农，而所费半于所获，是以修者未底于成绩，而淤塞崩败者又种种相告矣！殊不知，治堰即所以治农，而天下之事未有不基于一劳而能永得其佚［逸］者也！”强调水利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嘉靖《汉中府志》也存在一些缺憾与不足，如卷六《宦迹传》中不少明代官员任职时间无法精确到具体年份，只能以“成化中”“嘉靖初”代替。下辖各州县官员传记，则统以“州县”，不再细分某官在某州县任职，较为杂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