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西北道的文化研究成果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募，率一百多人从长安出发经匈奴出使西域，到了陇西地区，被匈奴人发现并扣留，张蓦在匈奴被扣十年，并娶妻生子。公元前128年，张蓦从匈奴逃出，继续西行，经过大宛、康居到达大月氏，张蓦游说大月氏与汉夹击匈奴，被大月氏拒绝。张骞在大月氏居留一年多，详细考察西域诸国情况，并在后来回国后将这些情况传达给国内，让西汉自上而下开始了解天下的概念，对一统天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冲击。“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张蓦带回来的信息让汉武帝眼界大开，激起了其征服西域和西南夷的雄心。

公元前123年张骞以校尉的身份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因为张蓦对西域比较熟悉，“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战事顺利，卫青大破匈奴，张骞因军功被封为博望侯。通过此战，张骞更加确定了了解西域、了解域外大国的决心。另外此役也加强了他对西域、匈奴、汉朝三方关系的理解。公元前121年，张蓦与李广率军同出右北平，进攻匈奴。因不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导致作战失利，被贬。此次作战失利，西汉统治者如果想彻底解决北部边疆的危机，确保北部边疆的稳定，不得不再次认真考虑与汉朝、西域诸国、匈奴三者之间的关系。

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步兵数十万出定襄和代郡，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决战。霍去病率军北进深入草原两千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闾河，最终与匈奴左贤王部遭遇，歼敌七万多人，俘虏匈奴屯头王、韩王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乘胜追杀匈奴军队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境内），在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举行祭天封礼，在姑衍山（今蒙古肯特山以北）举行祭地禅礼。此役，匈奴在漠南的势力被汉军彻底击溃，匈奴单于逃往漠北。大军缴获了匈奴的“祭天金人”，将之作为战利品带回长安。据判断，此“祭天金人”为传自印度的佛家造像。从此“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西汉建立了河西四郡和两关，对西北进行有效的管理，长久地保障了西汉北方的边境安全。

当西汉政府有效控制河西走廊之后，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召见张骞，张骞提出的联合乌孙，“断匈奴右臂”夹击匈奴的策略为汉武帝所接受，汉武帝封张蓦为中郎将，再次出使西域。为了方便派遣使者到西域各国，张蓦带随从三百多人和多名副使，每人备两匹马，并数万牛羊和大量币帛，目的是用财物贿赂各国，削弱匈奴在西域的影响、吸引西域各国亲近汉朝、联合乌孙夹击匈奴。张骞带队顺利到达乌孙，但恰逢乌孙内乱，张骞未能实现与之结盟的目的。他派遣副使访问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家。公元前115年，张蓦回长安，乌孙派翻译、向导护送，并派使者几十人一起随同。张蓦回长安后被封为大行，位列九卿，公元前114年去世。张蓦去世后不久，康居、大宛、大夏、身毒等国家派遣使者到达长安。此后，汉朝陆续派出使者，这些派出的使者到达了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汉—西域—身毒的交通线路建立起来。中国和印度有了正式的官方往来。(www.xing528.com)

从中国到印度的陆上交通路线的开通，对中印关系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最典型的就是佛教传往西域，佛家文化与儒家文化在西域相逢相交流，佛教在西域发展兴盛以后，逐渐传往汉朝。佛教由陆路东传的大概时间为公元前3世纪，所经过的地区，主要是大月氏统领下的大夏及阿富汗一部分、迦湿弥罗、今旁遮普一部分、安息国势力范围下的波斯北部、康居国势力范围的下底栗弋等。西域诸国中，与佛教有关的主要是，葱岭以西的月氏（今俄属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北印度）、安息、康居（今土耳其斯坦北部、西伯利亚南部）、犍陀罗（今阿富汗之干达马克）、罽宾（即迦湿弥罗，今北印度克什米尔）、葱岭以东的于阗、斫句迦（今莎车东南）、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噶尔）、高昌（今吐鲁番）等。其中以犍陀罗与罽宾两国最重要。阿育王曾派遣摩诃勒弃多、末阐提至此地传教。摩诃勒弃多主要布道于印度西北之希腊殖民地臾那国，复扩及阿富汗、安息、康居等地，末阐提则在犍陀罗、迦湿弥罗等地布教。

据印度出土的《摩崖法敕》记载：阿育王曾使“希腊王安条克所住之处，及北部的托勒米、安提柯、马伽斯以及亚历山大四王所住之处，南部的朱拉王国、潘地亚王国和锡兰，皆得法胜”。提到的安条克（前261—前246），指塞琉古国（小亚细亚西岸，西亚和中亚的一部分）。《摩崖法敕》是阿育王时期的遗迹，可信度很高，说明公元前2世纪，佛教已经进入中亚。公元前2世纪中叶，大夏衰落，被来自东方的大月氏征服，一些希腊式城市国家逐渐并入大月氏领地。公元前100年左右，大月氏接受了佛教。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给东汉的一位博士弟子。此事见于《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鱼豢的《魏略·西戎传》。这些记载说明，西域很早就与印度有了经济政治文化交流，而中国又与西域联系紧密，西域作为中印交流的中转站存在，证明中印之间已经有了直接和间接的交往，丝绸之路是中印之间交往的重要通道。

《高僧传》的作者慧皎说：“余历寻游方沙门，记列道路，时或不同。佛钵、顶骨处亦乖爽。将知游往天竺，非止一路”。印度学者R.C.马宗达等指出：“同印度对中亚的文化上的征服相比，印度与中亚的贸易联系几乎是黯然失色。”印度人则主要担当了宗教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其中最出名的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对佛教发展和东亚文化的影响，一是其在以龟兹为中心的西域地区扩大了大乘佛教的影响力；二是来到长安后，大力翻译宣扬佛教中观学派的思想，译出般若类经典、禅经、秘密部经典、律部经典，对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佛学思想的发展及整个东亚文化的流变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续高僧传》卷三记载，达摩笈多，南天竺罗啰国人，住提婆鼻何啰，遍游大小乘国，闻见倍多。他从经行此路的商人口中听说，东城有支那大国，旧名真旦或震旦，是此神州之总名。初不甚明信，未作东来之想。志在游方，遂往迦臂施国，在此游遍诸寺。迦臂施国乃是北路之会，雪山北阴，商旅咸凑其境。他们在商客那里，又闻支那大国佛教兴盛，同侣一心属意来此。佛陀耶舍在罽宾通过商人寄佛经至凉州，达摩提婆商旅于北天竺，达摩笈多屡次从商人那里获取支那国的信息，都反映出印度与中国之间道途上的活跃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