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地区大学图书馆西迁之路：汉水文化研究集刊.六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对华战争的爆发，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着空前危机。值此时局，国民政府以“抗战建国”为方略，决定将身处平津的大学西迁内地，以延续中国高等教育之文脉与高等人才培养机构之火种。学人内迁，各内迁大学开始了长途迁徙的漫漫征途，“北雍学者，右学诸生，痛失蕃卫之失，耻于非类为伍；或驱车崯路，或徒步荒原；或褰裳涉水，或策杖攀崖，风餐宿露，戴月披星，载饥载饿，载驰载奔，以莅止于陕西之城固。”此乃中国高等教育之壮举，波澜壮阔，撼人心魄。大学乃大学图书馆之母体，图书馆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有机组成，更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基础性支柱之一，不可或缺。大学图书馆西迁也是当时的历史必然。

1937年9月开始，平津地区各大学图书馆随本校迁往古都西安，但由于战事爆发突然，大多迫于亡命险境，加之受时间与运输条件的制约，各图书馆来不及筹划图书资料搬迁计划，原本馆藏丰富的图书资料全都留在了陷落区，能够运抵西安的图书资料寥寥无几，仅北洋工学院图书馆运来了129种西文杂志。何日章先生来到西安，受命筹建西安临时大学图书馆（组），“设总馆于西安城隍庙后街大学本部，同时为便利教职员及学生阅览，设分组于城外东北大学本校第二院，凡理工书籍悉集于此。”针对图书资料奇缺的现状，何 日章先生积极谋划，在西安、汉口、长沙、香港等地紧急订购了一批中外文图书资料。

西安临时大学图书组隶属于学校教务处，何日章先生被任命为图书组主任，全面主持图书组工作，他针对当时情况，为提高图书馆管理效能，“早在西安临时大学筹建之初，何日章便定下了统一购书、统一分类编目、统一规章制度的管理模式，他将这种建馆思想称为‘初无二致’。这种管理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有效限制了管理的随意性，从而实现图书馆资源的有效配置与统一管理。”然而，“本校在平津沦陷后，即奉教育部令西迁，以北大师大及北洋工学院，在西安合组临时大学，上课未几月，西战场失利，太原失守，敌人沿同蒲路南下，但是我们依然坚持著镇静的态度，完成上学期的学业。在考后三月间，敌人窜抵风陵渡口一带……及为国家根本的教育事业起见，乃命本校再迁汉中。”(www.xing528.com)

1938年年初，日寇攻入晋南，潼关告急，西安不时遭受 日机狂轰滥炸。成立不到半年的西安临时大学难保无虞，根据民国政府教育部的指令，决定再次南迁陕西汉中。3月2日，西安临时大学委派徐世度启程前往汉中，与当地政府接洽，联系和考察搬迁校址事宜。随后西安临时大学图书馆随校也开始了迁徙的征程，迁徙线路为，乘火车先至宝鸡，后徒步进入秦岭大山，时值春寒料峭，时有小雨，山中尚有积雪，寒气浸骨，道路泥泞湿滑，“大多步行过秦岭，师生职工，配列队伍，名曰‘行军’。”这支“行军队伍”在秦岭山中委蛇长达数里，何 日章随队一直跟着运载图书资料的行李大车，不离左右，饱受流离颠簸之苦，生怕为数不多且弥足珍贵的图书资料遭遇不测。经山谷行十余日，顺利抵达褒城，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汉中这块陌生的土地，“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大学迁移陕南汉中一带，本馆已随学校由西安移至南郑，四月初再移城固。凡载书三千余册，经行千里，历时兼旬，冒山雨重雾，而图书文件了无霉湿损坏。使在通都大邑，此区区平凡书册又何足道！今在万山中，得书不易。而辗转迁徙艰难困苦而致之者，复卷帙无失，签题完好，则开馆借阅之日，能不令人欣慰爱护如万卷珍本哉？”何日章先生等暂住南郑（今汉台），由于南郑解决住房困难极大，学校决定将校本部放在城固县城，1938年4月，图书组也迁往城固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