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根据相关规定,任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湖南教育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及教育部代表杨振声等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随后,教育部任命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常委和委员的名单,最早公开于1937年9月2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高壹7字第16390号函。聘任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教育部特派员童冠贤、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周伯敏、教育部特派员陈剑翛等9人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随后指定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任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从筹备委员会以及常务委员的人员组成上来看,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安临时大学基本一致。
1937年10月11日,教育部长王世杰给两校分别颁发了《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两份组织规程基本相同,且都规定了筹备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即校址之勘定、经费之支配、院系之设置、师资之遴聘、学生之收纳、建筑设备之筹置等;筹备委员会设主席1人、委员7至11人,由教育部聘任。
问题在于,教育部颁发《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的同时,还同时发来“指定童冠贤为常务委员兼筹委会各种事项之执行”的指令,意味着童冠贤的地位高于其他四位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地位,此举引发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的强烈不满,他们给教育部回电,称:
顷奉大部训令颁发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并指定童冠贤为常务委员兼主持筹委会各种事项之执行,均谨奉悉。校院长等奉命来陕,合组临时大学,原为收容三校院学生,培植人才,奠定兴国家民族之业。到陕以后,竭力筹划愧少贡献。今幸大部指派专人担负全责,既视前令组织加密且与长沙临大组织亦不相同,校院长三人自今以后无能为力,校院长等应即日电请辞去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常务委员及原三校院长职务,敬祈鉴察,并即派员接替以重职守。(www.xing528.com)
王世杰接到三人辞职电报后,立即来电挽留:“校事照章应由常务会议商决,系共同负责之合议制度”;并指明了设立西安临时大学的目的,除了“收容北方学生”的任务外,更重要的任务是“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当然在此时,教育部并没有说明如何“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只是息事宁人地暂时平息了徐诵明、李蒸、李书田三位常委委员的辞职之意。随着童冠贤的主动离职,此事暂告一段落。
相对于教育部对西安临时大学的额外“关照”,教育部对长沙临时大学则显得格外放心。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于1937年8月28日曾给长沙临时大学密谕:指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随后,王世杰函电长沙临时大学四位负责人,称:“根据规程第五条规定:常委一人负执行责,在使常委会议之决议对内对外随时有人执行,不必遇事临时推人。……兹拟请诸兄互推一人,以便照章指定。如虞一人偏劳,则每隔两月重推轮任亦可。倘尚有其他意见,亦请见示为荷。”
从教育部在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四人之外,再指定一位教育部代表为“常务委员兼主持筹务会各种事项之执行”来看,教育部对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安临时大学在校政方面的关注还是不同的,教育部及国民政府的根本用意是通过加强对西安临时大学的控制而达到改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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