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宋代,人口变化可直接影响到经济的繁荣与衰退。通观两宋,陕南地区的人口变化相当剧烈。
宋初,由于唐末五代战乱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陕南人口稀少,经济凋敝。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唐开元年间洋州人口有户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九,到宋太宗时期则减至主户七千四百四十一,客户三千六百五十九。唐代户籍登记的对象主要是拥有土地的地主与农民,与宋代的主户相似。[2]由此可见,洋州在宋太宗时期的人口数量比照唐开元年间是呈锐减趋势的。商州的人口变化也印证了这种趋势,商州在唐开元年间有户八千九百六十二,到宋太宗时期则仅仅户主三千七百六十三,客一千三百五。
北宋初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陕南的人口数量呈现出高速增长的趋势。到北宋中期的元丰年间,利州路的兴元府有人口户主四万八千五百六十七,客九千一百六十一。洋州的人口数量增长至户主三万二千一百五十九,客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八。兴州有户主三千一百九十二,客一万五十二。三泉县也有户主三千三百三十七,客三千九百七十七。永兴军路的商州更是发展迅速,到元丰年间已有户主一万八千九,客六万二千三百三十九。京西南路的金州有户主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二,客二万三千四十九。由此可见,北宋时期,陕南地区人口主要集中在汉中盆地。(www.xing528.com)
靖康之变后,南宋偏安一隅,宋金在川陕开始长期的拉锯战。陕南地区的汉中、安康属于南宋辖区,而商州则在金人治下。商州虽然被金人控制,但却因此免于遭受战争侵扰,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流民复业,人口稳步增长。而汉中、安康则沦为宋金战场,不断遭受战火冲击,许多百姓逃难至相对安全的四川地区,陕南的人口锐减,大量土地荒芜,“梁、洋田垄邱墟,置之不复”。南宋初年,宰相张浚提出经营川陕战略,宋廷常年在此驻守重兵。据史料记载,至绍兴十二年时,“兴州吴璘所部仅五万人,兴元杨政所部仅二万人,金州郭浩所部仅万人”。仅汉中一地驻兵就达八万人,若再加上军人家属,人口数量恐怕还要倍增。即便如此,汉中地区还是有大量土地荒于耕种。直到南宋乾道五年时,宰相虞允文依旧因利州诸州土田荒闲,无人耕佃,而呼吁差拨官军耕种。由此可见,战争对陕南人口增长的冲击之巨大。由于人口恢复缓慢,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招揽流亡、增加人口的举措。如,绍兴四年,吴玠曾在兴元府“招两河、关陕流寓及阵亡兵将子弟骁勇雄健,不能自存者”为良家子,作为民兵。乾道二年,宰相虞允文还曾招揽金、洋、兴元归正人二万,给予其官田,让他们归业。归正人,在宋代特指由番邦回归宋的人员。在南宋中后期,大量归正人由金国迁入陕南地区。除了上文所提及的干道二年的归正人外,宋孝宗末年“金州上津县、洋州真符县多有归正人在两县管下近边去处散漫居”,宋宁宗末年更有“金万户呼延棫等扣洋州以归”,其人数多达千人。可即便如此,南宋时期陕南地区的人口增长始终无法达到北宋时期的水平。这一方面是受宋金战争的影响,另一面则与南宋政治腐败有着莫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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